第三章 宣德时期——和平之巅（一）

边防形势，自古难以预料。暴力冲突随时会打破宁静的前线。冲突的爆发或许毫无缘由，但若我们聚焦于人类情感的起伏线，或者能从中得到释因。在太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永乐皇帝在位的头7年，从松潘到辽东，明朝的边防长期动荡不安。但在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防形势就毫无征兆地安定下来了。这使得永乐皇帝得以腾出精力五征漠北。而在他之后的洪熙皇帝、宣德皇帝在位时期，明廷的注意力再次回到麻烦的边防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洪熙皇帝和宣德皇帝都是鹰派作风的皇帝。

宣德皇帝常向百姓宣称明朝处于承平盛世，但他从未因此感到得意。事实上，他密切注意着奏报来的每一件军国大事，他深知怠政、懒散、腐败、物资短缺、管理不善以及种种无法预见的突发事件会成为瓦解边防线的蚁穴，造成塌方式的灾难。好在，宣德皇帝能够处变不惊地应对这些问题，理性地、带有建设性地化险为夷。

即使如此，御桌上等待御批的奏折仍旧堆积如山。他必须授权臣下，对边防线的各类设施、建筑进行日常维护、修理乃至更新换代。可以想象，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淋，防御城墙可能会倒塌，设施可能会老化。而新的设施、建筑工事，如哨塔、屯堡等，必须不断增补于防御较弱的区域。这种情况下，负责戍边的将士往往又需要兼充建筑工，并在工役完毕时重新列归戍边序列，因此，将士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亦必须得到妥善解决。此外，将士们作战时所需要的甲胄、兵器和战马亦不能断供，同时还需要保证兵源充足且训练到位。在这一系列问题中，粮食供应是其核心问题，因为边防沿线大抵不适合农业生产。那么，如何组织军需粮草源源不断地从内地，特别是南方，运往前线？如何在运输过程中保证一应民夫、牲畜、车辆的安全和效率？如何应对运输队伍的更新换代问题？又应如何偿付这些运输补给活动？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宣德皇帝为之倾注精力，文武大臣断不敢擅作主张。当然，我们说，宣德皇帝也有能力胜任这一沟通。他性格开朗，与不少京官、外官、武官相处融洽，君臣得以和谐共济。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懦弱、好敷衍。一旦发现文武大臣有玩忽职守者，宣德皇帝常龙颜大怒，严厉斥责这一恶劣行径，甚至施以刑罚。

从长时段看，明代边防体系发展进程的关键在宣德时期。但我们首先要问，明朝的北境防线，自何而始，至何而终？其东段，很明显在辽东地区。在这里，明军的卫所监视并控制着居住于此的女真。女真诸部大抵分布于今天东北地区水网密布的地区，他们相对松散地聚集于明军的“管理”下。北境防线的西段终点该定义于何处，似乎成为一个问题。或以为在甘肃走廊，那里以甘州为中心，形成大规模的明军防御群。此地诸族属杂居，民族成分多样，明军不得不花费精力保护往来于丝路的朝贡使团和商贸车队。或以为在西宁卫，它位于今天的青海省，由此可沟通连结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藏族聚居区。抑或以为在川北藏族聚居区的松潘，它可算是明军防线之最西缘。正如前述，松潘位于汉藏交界地带，本土既有本教，又有藏传佛教，此地居民，明人称之为“蕃”“蛮”“番”等。在宣德时期，松潘因北方鞑靼人的袭扰而成为另一冲突爆发的角斗场。但囿于篇幅，笔者不得不省略这部分值得详细探究的内容。

天子的使节在前往中亚的路上受到严重阻碍。这条路，堪称明朝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缩影。明朝绝不能容忍这条交往之路上发生任何形式的侵袭，西使东贡固不可，东使西巡更是神圣不可侵犯。不过，袭击往往发生在远离明朝边防线的地方。这些地方，明朝的控制力往往非常薄弱，只能依靠有限的明军和其他族属、部落维持。

就边防形势来看，明朝北境防线的西部当以甘肃走廊边缘的肃州和嘉峪关为终点。走廊而西的地带逐渐变宽，即今天的新疆。在明初，明军就在这里建立了一系列卫所，其分布一直延伸到西北约500公里处的哈密。

早在永乐二十二年，永乐皇帝驾崩，皇太子朱高炽登基不久后，边防线就传来坏消息。时甘肃总兵官费瓛来奏，安定、曲先、赤斤、密落等卫有贼千余人于必出江、黄羊川处杀伤朝使内官乔来喜等，劫夺本欲馈赠乌思藏、尼八剌的彩币、马、骡等物。洪熙皇帝即令费瓛谕赤斤蒙古卫，西宁卫指挥李英、必里卫土官指挥康寿谕罕东、曲先、安定三卫，使各地军官逐户排查劫匪，至少要了解其身份及部落情况，若一经发现，即刻逮捕。

洪熙元年八月，时洪熙皇帝已崩，宣德皇帝即位。直至此时，排查才有了结果。原来，李英率西宁诸卫与十二蕃族之兵至罕东卫时，罕东卫指挥绰里加告诉他，前番劫匪俱来自安定卫和曲先卫，是二地卫指挥纵兵所为。李英即进兵讨之，安定卫贼众逃至昆仑山中，于雅令阔之地被追兵赶上战败，斩首480余级，生擒700余人，获驼马牛羊14万余。曲先卫贼众则侥幸遁逃。事已至此，李英认为，安定王桑儿加失夹应该亲自赴阙请罪。

对于安定卫所犯的罪行，宣德皇帝对近侍表示，如果他们能够真诚道歉，那么他本人可以宽大处之。他说：“安定本畏兀儿之地，我朝置卫设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见利忘义，今之败，实其自取。然朝廷驭夷，叛则讨，顺则抚，彼能悔过归诚，朕何吝宽贷？”

看来，这就是宣德皇帝的驭边之术。在他看来，作为天朝上国，明朝大可不必对这种细枝末节大动肝火，而这正是礼乐之邦的伟大之处。当有不识趣的蕞尔小邦试图冒犯时，明朝应该表现出宽容大度，但在必要时也要对之施以惩戒。

不过，对安定卫贼众的惩治，却产生了某些副作用。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是月，镇守西宁都督李昭继续奏报，称李英已率军剿杀劫匪，但劫杀使臣的首恶，曲先卫指挥散即思、安定卫指挥哈昝土灭秃皆未就擒。此外，李昭还奏称，罕东卫土官指挥使却里加等从李英征讨后，因怕曲先卫逃遁劫匪剽掠报复，不敢回罕东卫而定居西宁。就这一问题，宣德皇帝敕李昭等，听任罕东卫士兵自居西宁，不必遣归，但需加意安抚。

十月，李英赴京，向宣德皇帝奏报事件始末，并献所获安定番童15人，及马、驼若干。宣德皇帝谕其不必再追击贼首散即思等人，并令各卫就近抚养这些因战争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同时将马、驼交付御马监。他说：“蕃人作过，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恶足矣，童子何罪？即遣本土，无父母可依者，付各卫令善餋之。”所有从征将士，宣德皇帝俱令赐钞、银币等物，李英则被提拔为右军都督府左都督，食禄不视事，给世袭诰命，并赐织金、袭衣、钞银、彩币等物。

洪熙元年十一月底，罕东卫土官指挥那那奏称，罕东所属番民桑思塔儿等1500余人，依例应纳差发马250匹，因不堪差役，多有逃亡赤斤卫。李英率兵追捕擒拿，被捉者均希望能回归罕东卫复业。宣德皇帝闻讯，又像往常一样宽宏大量地赦免了他们，并令那那等用心招抚逃亡者复归旧业，免其马役。他说：“此初失抚绥，致其逃窜。彼虽犷悍，我能安之，则彼亦安矣。其令费瓛等差人同那那往招抚令归，无责其过，旧所负差发马，悉免之。”

宣德元年十月，安定卫指挥阿延拜子剌、罕东卫密罗簇和尚端岳监藏等遣头目绰失加等来朝贡马。来使又向宣德皇帝奏报，此前李英出兵追杀劫匪一事，在安定、罕东诸卫中引起连锁反应，不少部族人心惶惶，俱皆逃散。宣德皇帝即命西宁卫指挥使陈通、指挥同知祈贤等往各处安抚逃散的部族，又令端岳监藏率2400余帐，计男女17300余人返回其旧居之地。至是，安定、罕东诸卫所在的部落方才安心，恢复了与明朝的朝贡关系。

然而，麻烦仍然不断。这些麻烦似乎也是前述李英征伐劫匪一事的连锁反应。必里卫土官指挥康寿奏，有蕃贼劫掠捏纳卜咂簇。宣德皇帝命镇守西宁都督佥事史昭随李英等一同捕贼。史昭奏称：“此贼乃西宁与河州必力卫所管西蕃两簇，其党甚众，请用兵捕之。”宣德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但仍告诫他“无妄杀戮，激变蕃人”。

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对朝贡使团的侵袭事件。沙州卫“鞑贼”于哈密川杀伤亦力把里歪思王所派遣的朝贡使团，夺走100多匹马。此外，撒马尔罕使团回回火者撒剌、完者帖木儿等途经哈密川，又遭“鞑贼”洗劫，辎重、马、骡尽被夺走。事发之后，宣德皇帝于宣德二年正月，令甘肃总兵官、崇信伯费瓛发兵剿捕。费瓛领命，但他次年就去世了。

宣德二年十一月，西宁卫都指挥同知陈通等招抚前述曲先贼散即思所部民42000余帐，宣德皇帝决定宽贷其罪，待之如初，令他们皆回曲先卫复业，指挥佥事失剌罕等入朝贡驼、马，以谢皇恩。

宣德五年十二月，征讨散即思的总兵官都督佥事史昭回朝奏称，明军至曲先卫时，散即思已遁逃，其党答答不花等率众迎战，为史昭等杀散，俘答答不花及男女340余人，获马驼牛羊计32万余。宣德六年正月，史昭亲自将答答不花械送北京，宣德皇帝命将其送入锦衣卫狱。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除了答答不花外，史昭还向宣德皇帝奏事三件，请求圣裁。其一，史昭认为，阿端卫官民先从曲先为叛，至是曲先卫服顺，阿端卫官民亦合招抚。宣德皇帝命其官民人等回归故地，安心乐业，无复为逆。其二，史昭称，曲先卫真只罕等助散即思为逆，兵败后往入藏要途毕力木江撤去，至今逃窜在外未归，恐落草为寇。宣德皇帝决定一并宽赦他们，他告诉史昭：“残夷穷迫，无所自容，何足与较？其遣人悉宥其罪，使还故处，各安生业。”其三，史昭又奏，安定卫指挥桑哥出兵征讨曲先时，罕东卫部下板纳簇兵乘其不备，将安东卫将士家属、帐房、马驼牛羊抢掠殆尽。宣德皇帝决定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否则定严惩不贷。他说：“板纳头目，以所掠人畜悉归安定，则宥其罪。如执迷不还，即举兵诛。”

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一面，那些被“处置”的边民、细民却从未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都是明朝史官过滤后的碎片。不过，我们并不能对明朝史官们苛责过深，他们毕竟不是人类学家，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明朝的安全。即使他们在书写这些非汉族群时或多或少会夹带着一种官僚主义色彩，但我们仍要对之心存感激，毕竟他们存留了可供后世观瞻的文字。板纳簇事件实际上暗示我们，历史中的现实世界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比如，鉴于安定卫的主体居民是畏兀儿人，我们不禁要发问，板纳簇是个怎样的独立族群？他们使用何种语言？他们是否为畏兀儿人的一个分支？这一切似已成谜。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明朝边防线上的将士们对这些非汉族群的了解，要远比庙堂之上史官们所记载的多得多。

宣德六年夏，明廷企盼已久的消息终于传来。原曲先等卫指挥同知散即思，遣其弟副千户坚都等四人进马赎罪。散即思自永乐时期便归附明朝，永乐皇帝待之甚厚。因此，宣德皇帝认为“其能悔过”，遂宽宥其罪，又赐坚都等钞币，并将所俘曲先卫军民等放还。在宣德皇帝看来，“远夷小馈，服则舍之，不足与校得失。”

事情远未及此。因为赏罚不均，有些将士心生怨言。甘州右卫千户姚宁奏称，史昭领兵征曲先时，有王敬等五人领军昼夜长哨，其后，大军至恰厮，又令姚宁等十人随同都指挥安敬等领兵当先哨瞭。此后论功行赏时，朝廷规定，凡征途中参与昼夜长哨者皆升一级。姚宁认为，安敬等虽参与哨瞭行动，但并无昼夜实行，仅仅在白天出发略做巡视，不符合前述朝廷规定。此外，指挥王杰等人并无参加哨瞭行动，也一并得到升迁，将士们对此亦感到不服。宣德皇帝获悉此事后认为，应当令总兵官彻查此事，以正朝廷赏罚分明之道。他说：“升赏之法，所以酬前劳，勉后效。若有功不得，则材勇之人忿；无功而得，则侥幸之心启，将来何以使人？”

宣德六年十二月，镇守甘肃总兵官都督刘广奏称，沙州卫都督困即来遣人来告饥，欲向朝廷借粮以应付，同时请求朝廷批准其于所居沙州地面修建城墙，以防罕东蕃人可能的侵扰。宣德皇帝认为“沙州畜牧，可以自给，若能睦邻保境，岂有外虞”，因此他并不相信沙州方面的这种说辞。他命刘广等好言抚慰沙州来使，推托今年秋收有限，仅够支付边防士卒人马的基本伙食，没有余粮可供借取，筑城墙之事亦等来年丰收时一并再议。

宣德七年正月，又有地方军官因赏罚不公事告至朝廷。据史昭奏，安定卫指挥同知果脱不花，在征讨曲先叛贼的行动中为大军向导，有所擒获，又在招抚蕃人复业上多有建功，请求朝廷加官封赏。兵部认为果脱不花只亲手擒拿过贼人一名，于例不合升迁，拒不批准。但宣德皇帝则认为，果脱不花的向导和招抚之功足以使他荣膺新职，且令兵部依汉朝“萧何发纵指示之功，居诸将上”例，破格提拔果脱不花。最后，果脱不花得以晋升安定卫指挥使。

史昭又另外奏请一件与征讨曲先有关之事。事情大致经过是这样的：阿端卫指挥同知真只罕之父琐鲁丹为曲先贼人散即思所迫，参与前述劫杀使臣事件。事后，琐鲁丹与散即思等畏罪潜逃，失去朝廷所受印信。其后，明廷遣人抚谕其众，琐鲁丹前来投降，为朝廷所赦免。他去世后，真只罕统领部众，居帖儿谷。此地离“回回之境”阿端卫旧城有一月路程，每次进贡均须绕道阿端卫，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朝贡难度，因此他请求明廷批准其就居于帖儿谷。宣德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重新颁给卫印，同时命其“掌阿端卫事”，断绝其试图于阿端卫外另置卫所的企图，赐玺书抚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