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永乐时期——永乐皇帝的攻守之道（四）

不过，班师途中，明军还是遇到了小股侵扰。不少鞑靼部落注意到永乐皇帝的行踪，他们显得异常惊异。六月初九，阿鲁台遣人诣军门请降，然而永乐皇帝不敢相信，认为“虏多诈，此欲缓我师，为自脱之计”。他尝试抚谕阿鲁台，以观其动作。他致书阿鲁台道：“尔聪明特达，岂下前人哉！朕今驻师于此，尔能来朝，则名爵之荣，不替有加。且俾尔子尔孙承袭世世，所部之众仍令统领。”

阿鲁台收讫书信，有归降之意，但他的部下俱皆反对。他们认为，“天朝皇帝何负尔，尔皆背之，今复归之，纵天地大量能尔容，尔何颜面立于其朝乎？”其欲降者半，欲战者半，阿鲁台犹豫未决。永乐皇帝意识到阿鲁台可能有铤而走险的意思，于是下令军队严加防备。很快，双方发生了一场大战，永乐皇帝亲自上阵，大败阿鲁台。阿鲁台骂其麾下曰：“不从吾言至此，今无及矣！”遂策马与其家眷逃走了，余众四散。时天气炎热，将士无水，口渴难耐，故永乐皇帝命收兵于静虏镇暂歇。

六月十四日，永乐皇帝开始注意到虏骑时常窥伺明军，阴魂不散，因此他决定予以伏击。他令大军先渡河，惟伏骑士数百于河曲柳林处，又令步卒十余人持火铳殿后，佯装背负草料，落伍于大军。敌兵以为这些明军士兵所负甚重，必是贵重物资，又见大军已渡河，果来剽掠。步卒见状，随即鸣枪，伏兵四处杀出。敌人大惊，作鸟兽散，误入河中泥淖，被俘者数十人。其中有不少俘虏是兀良哈部人，曾经入朝为官，后来叛投阿鲁台。永乐皇帝责其不忠不义，悉命斩之。

尽管永乐皇帝常常宣称自己无问华夷，对天下赤子一视同仁，但从这次北征中仍不难看出，即使是明军中，不同族属之间也多少潜藏着一股彼此对立的压抑情绪。在永乐皇帝的明军中，鞑靼、土达、女真人所组成的军队在其中占有相当比例。金幼孜在《北征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五月二十八日，金幼孜在行军途中需要渡河，但无人给渡。正发愁之时，金幼孜遇到东宁卫指挥裴牙失帖木儿。裴指挥乃女真人，善骑射，为人轻财好义，此次北征，率百余部众扈从。其见金幼孜等文臣无法渡河，遂命手下制造木筏以渡诸文臣，又于晚饭间向金幼孜等提供新鲜鱼肉。金幼孜认为，像裴牙失帖木儿这样乐施好善的人，“胜寻常万倍”。他坦言，沿途之中他遇到不少达官显贵，皆日常谈笑风生之辈，又行有余力，将金幼孜等载渡过河并非难事。但真正到了“邂逅之间”，却又“面目相视，如不相识”，这令金幼孜等大为恼火。他认为，平时行军时尚且如此，何况战乱之时，这也正是裴指挥难能可贵之处。

到了七月十七日，车驾终于回到北京。至是，北征宣告圆满完成，前后历时五个月。金幼孜的《北征录》主要是作为个人日记而记载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未花大量笔墨于军事战略等问题上。但《北征录》仍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尽管我们今天普遍认为蒙古高原相对是干旱半干旱地区，但是永乐八年的记载显示了其气候异常潮湿的一面。彼时，蒙古高原的春天经常有风雪和暴雨，河流常处于汛期，营地也时而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道路又多泥泞不堪，记载中常见马匹在泥泞中磕磕绊绊地行进。以此观之，永乐八年的这次北征实际上充满了许多潜在的危险，部队行军亦可想见疲惫，并不轻松。其二，金幼孜把永乐皇帝的形象塑造为一个有能力、充满仁爱之心以及多少有点喜欢策马纵横的君主。这无疑带有媚主的色彩，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其所言全虚。其三，大量史料表明，此次北征并非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当时明人对草原地形、生态的研讨之旅。行军沿途所见的野生植物，特别是可供食用的植物，都在《北征录》中有详细记载。此外，各类草原上的动物，如土拨鼠、瞪羚羊、野鹅等，以及各类矿物、盐池沉积物、各色石头等也为明人所关注。沿途所见山冈、溪流、扎营场所，记载中也都一一标注了汉名。不唯如此，汉人文士亦常于沿途岩壁危崖处题诗。

永乐皇帝对此亦倍感兴趣，他自己也常于沿途摩崖石上刻字，如车驾至玄石坡，即制铭于立马峰石上，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至擒胡山，又铭：“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至清流泉，则铭：“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明人随军游览蒙古山水的行为，颇似于林间撒欢的猎犬，四处奔窜，到处标记。明军并没有想过要吞并漠北草原，其沿途所至，既未设立卫所，亦未别置州县。但永乐皇帝及其侍读、顾问的酬唱之作，在某种形式上对大草原完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吞并”。他们在草原上吟诗作词，用汉字重新为草原山水命名，便间接地在文学意义上将漠北草原纳入了“版图”之中。

尽管永乐皇帝于永乐八年的北征取得了胜利，但漠北局势依旧动荡。瓦剌与前元残部的斗争仍在持续，但明朝没有介入其中进行调解或呼吁和平。事实上，无论瓦剌或鞑靼，他们的首领才是真正掌握这场逐鹿游戏主动权的人。只有当他们意识到明朝在其对草原统治地位中有所作用时，他们才会屈就于与明朝的宗藩关系。

第一位“求助者”就是阿鲁台。永乐八年十二月，永乐皇帝北征半年之后，阿鲁台遣使至京师贡马，承认元氏子孙已绝，并率部向明廷请降。来使还向永乐皇帝诋毁瓦剌人，称“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我们知道，中原王朝改朝换代的一大标志，即前朝的传国玉玺必须交给新朝，以示天命转变。但永乐皇帝并不在意这种传国玺的流转。他说：“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彼诚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尝重此宝也。自昔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主天下，岂有此宝？盖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为宝，则元氏得之，当永保天位，福及子孙，何至衰败凋落如今哉！”永乐皇帝最终厚赐阿鲁台，遣归使者。他心里应当明白阿鲁台的用意，但天朝不应偏执一方，而应如其所言，令“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因此，永乐皇帝并未对此采取措施。

永乐九年六月，阿鲁台再次遣忽鲁秃为使入贡，忽鲁秃辞归时，永乐皇帝赐其白金、文绮彩币等物，又另赐阿鲁台母亲彩币等物。年底，永乐皇帝又赐阿鲁台织金文绮一件，并遣其兄、妹两人北归。这是明朝向阿鲁台表示友好的行为，因为此二人在太祖时期的捕鱼儿海一役中被明军俘虏，至是得以与阿鲁台团聚。

与阿鲁台同时向明朝谨表忠心的，还有瓦剌部。永乐十年五月，顺宁王马哈木遣使来朝，称本雅失里已殁，其传国玺在瓦剌处，瓦剌欲将之交予明军，又恐阿鲁台半途截取，因此希望明朝能够为其提供军器，并赏赐其诸部将士等。永乐皇帝似乎不以为意，尽管他认为瓦剌已经愈发骄盈，但又认为“狐鼠辈不足与较”。最后，永乐皇帝只命礼部宴请使者，同时以敕谕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人，但敕文内容失载，不知细节。

后来，永乐皇帝对阿鲁台献忠心的行为似显意犹未尽。他认为阿鲁台可能还在担心此前对丘福的杀害，因此他遣指挥徐晟等敕谕阿鲁台，并赐阿鲁台织金文绮25匹，赐其母文绮12匹、彩绢30匹。其敕文曰：

把秃来贡马礼意之勤可嘉。然察尔心，尚未释然，岂非有慊于邱福之事乎？人各为其主，朕于尔何责？尔所处去京师甚远，迩如能自来或遣子来，庶见朕诚意。昔呼韩邪入朝，汉与之高官；突厥阿史那社尔归唐，亦授显爵。二人皆福及子孙，名光史册。尔聪明特达，岂下古人哉！朕待尔盖将有过于汉唐之君者。今遣使指挥徐晟等谕意，并赐尔及尔母彩币。至可领也。

对于永乐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言，这应当是他能说出的最平易近人的话了。在这个问题上，永乐皇帝已经江郎才尽了，而阿鲁台仍忸怩作态。当然，最终结果取决于阿鲁台，而非永乐皇帝。另一方面，明朝与瓦剌部的关系出现恶化。永乐十一年正月，顺宁王马哈木遣使贡马，称甘肃、宁夏所归附的鞑靼人多为其瓦剌部人亲属，请归还瓦剌，言辞之间，颇有傲慢之色，同时又扣押了明廷所遣使臣舍黑撒答等。永乐皇帝闻讯大怒，另遣使责其罪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当然，结合前述事件看，双方关系的破裂早有征兆。

阿鲁台则准备再与瓦剌人开战。永乐十一年五月，阿鲁台遣使来奏，希望明军能帮他一起进攻瓦剌，为此他愿为前部先锋。来使说：“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阿鲁台的请求来得恰到好处，因为战争的情绪也在明朝君臣中酝酿。不少大臣认为，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永乐皇帝也附和称：“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

看来，永乐皇帝已经准备与阿鲁台达成战线了。到了永乐十一年七月初一，阿鲁台最终同意接受明朝的册封。永乐皇帝封之为“和宁王”，又封其母为和宁王太夫人，其妻为和宁王夫人，赐金印、金盔、鞍马、织金文绮20匹、绒锦2匹。永乐皇帝称赞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的举动，为此他允许阿鲁台继统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十一月，阿鲁台遣使谢恩。

明军开始备战，永乐皇帝命诸将“简士卒，精器械”以待命，并于甘肃到辽东防线上调集军队。十一月，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俘获瓦剌间谍，称马哈木率军进抵饮马河，名为攻阿鲁台，实为入寇明边。不久，阿鲁台亦遣人奏报相似军情，称马哈木欲进攻其地，随后寇开平、兴和、大同。永乐皇帝一面戒严边防，一面备战，最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敕谕沿边诸将，向瓦剌宣战。其敕文曰：“瓦剌残虏，既弑其主，又拘杀朝使，侵掠边境，违天虐人，义所伐当伐。尔等其秣马厉兵，以俟大举。作尔志，奋尔勇，共成大功，毋或慢令，以干军法。”

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知道明朝与瓦剌交恶的深层原因，我们只能在史料的基础上做一定推测。如果瓦剌意图称霸草原，正如它选举了黄金家族后裔答里巴为可汗所表明的态度那样，那么，与明朝之间走向最终决裂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了。但如果瓦剌和阿鲁台均向明廷纳贡称臣，其结果又如何？笔者认为，如是这种情况，那么永乐皇帝可能会介入二者的争执中，这将终结此前瓦剌在斗争中所取得的主动权地位。对于永乐皇帝而言，他固然没有寻求征服漠北草原的意图，也没有材料证明他有玩弄均势政治的意图。他的目的似乎仅在于与诸部建立安宁友好的宗藩关系，但这又意味着，诸部至少应象征性地臣服于明朝。明朝亦能以此宗藩关系，名正言顺地惩戒各种意图作乱的行为。当然，永乐皇帝显然更希望瓦剌服软，但事与愿违。

几年前，瓦剌的马哈木等就曾经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当瓦剌大军压境，危及阿鲁台的统治时，阿鲁台也被迫走上了接受明朝册封的道路。不得不说，明廷的回馈可谓慷慨，这不仅有前述的册封和赏赐，且据史料，阿鲁台部初有2962人被授予各类职事，尔后又增补129人接受授职。

永乐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永乐皇帝再次御驾亲征，率步骑50余万，直指瓦剌马哈木等人。军队沿着永乐八年的行军路线，到达饮马河，这年的气候较永乐八年时干燥许多。此次北征，永乐皇帝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与诸文臣吟诗酬唱，而是带着他15岁的皇太孙朱瞻基从行。皇太子朱高炽则继续坐镇京师，暂摄朝政。永乐皇帝非常喜欢这个孙子，时常在他人面前夸耀其睿智果敢，又令翰林学士等宿儒耆老教其学习礼乐之道。他坚信，将来的某一天，朱瞻基可以成为一名像他一样的圣君。此时，永乐皇帝令朱瞻基从征瓦剌，是希望向其展示如何领导大军征伐，以及令他细品行军中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