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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永乐时期——永乐皇帝的攻守之道(四)
书名: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作者名:窦德士本章字数:4478更新时间:2024-05-25 16:45:02
不过,班师途中,明军还是遇到了小股侵扰。不少鞑靼部落注意到永乐皇帝的行踪,他们显得异常惊异。六月初九,阿鲁台遣人诣军门请降,然而永乐皇帝不敢相信,认为“虏多诈,此欲缓我师,为自脱之计”。他尝试抚谕阿鲁台,以观其动作。他致书阿鲁台道:“尔聪明特达,岂下前人哉!朕今驻师于此,尔能来朝,则名爵之荣,不替有加。且俾尔子尔孙承袭世世,所部之众仍令统领。”
阿鲁台收讫书信,有归降之意,但他的部下俱皆反对。他们认为,“天朝皇帝何负尔,尔皆背之,今复归之,纵天地大量能尔容,尔何颜面立于其朝乎?”其欲降者半,欲战者半,阿鲁台犹豫未决。永乐皇帝意识到阿鲁台可能有铤而走险的意思,于是下令军队严加防备。很快,双方发生了一场大战,永乐皇帝亲自上阵,大败阿鲁台。阿鲁台骂其麾下曰:“不从吾言至此,今无及矣!”遂策马与其家眷逃走了,余众四散。时天气炎热,将士无水,口渴难耐,故永乐皇帝命收兵于静虏镇暂歇。
六月十四日,永乐皇帝开始注意到虏骑时常窥伺明军,阴魂不散,因此他决定予以伏击。他令大军先渡河,惟伏骑士数百于河曲柳林处,又令步卒十余人持火铳殿后,佯装背负草料,落伍于大军。敌兵以为这些明军士兵所负甚重,必是贵重物资,又见大军已渡河,果来剽掠。步卒见状,随即鸣枪,伏兵四处杀出。敌人大惊,作鸟兽散,误入河中泥淖,被俘者数十人。其中有不少俘虏是兀良哈部人,曾经入朝为官,后来叛投阿鲁台。永乐皇帝责其不忠不义,悉命斩之。
尽管永乐皇帝常常宣称自己无问华夷,对天下赤子一视同仁,但从这次北征中仍不难看出,即使是明军中,不同族属之间也多少潜藏着一股彼此对立的压抑情绪。在永乐皇帝的明军中,鞑靼、土达、女真人所组成的军队在其中占有相当比例。金幼孜在《北征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五月二十八日,金幼孜在行军途中需要渡河,但无人给渡。正发愁之时,金幼孜遇到东宁卫指挥裴牙失帖木儿。裴指挥乃女真人,善骑射,为人轻财好义,此次北征,率百余部众扈从。其见金幼孜等文臣无法渡河,遂命手下制造木筏以渡诸文臣,又于晚饭间向金幼孜等提供新鲜鱼肉。金幼孜认为,像裴牙失帖木儿这样乐施好善的人,“胜寻常万倍”。他坦言,沿途之中他遇到不少达官显贵,皆日常谈笑风生之辈,又行有余力,将金幼孜等载渡过河并非难事。但真正到了“邂逅之间”,却又“面目相视,如不相识”,这令金幼孜等大为恼火。他认为,平时行军时尚且如此,何况战乱之时,这也正是裴指挥难能可贵之处。
到了七月十七日,车驾终于回到北京。至是,北征宣告圆满完成,前后历时五个月。金幼孜的《北征录》主要是作为个人日记而记载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未花大量笔墨于军事战略等问题上。但《北征录》仍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尽管我们今天普遍认为蒙古高原相对是干旱半干旱地区,但是永乐八年的记载显示了其气候异常潮湿的一面。彼时,蒙古高原的春天经常有风雪和暴雨,河流常处于汛期,营地也时而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道路又多泥泞不堪,记载中常见马匹在泥泞中磕磕绊绊地行进。以此观之,永乐八年的这次北征实际上充满了许多潜在的危险,部队行军亦可想见疲惫,并不轻松。其二,金幼孜把永乐皇帝的形象塑造为一个有能力、充满仁爱之心以及多少有点喜欢策马纵横的君主。这无疑带有媚主的色彩,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其所言全虚。其三,大量史料表明,此次北征并非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当时明人对草原地形、生态的研讨之旅。行军沿途所见的野生植物,特别是可供食用的植物,都在《北征录》中有详细记载。此外,各类草原上的动物,如土拨鼠、瞪羚羊、野鹅等,以及各类矿物、盐池沉积物、各色石头等也为明人所关注。沿途所见山冈、溪流、扎营场所,记载中也都一一标注了汉名。不唯如此,汉人文士亦常于沿途岩壁危崖处题诗。
永乐皇帝对此亦倍感兴趣,他自己也常于沿途摩崖石上刻字,如车驾至玄石坡,即制铭于立马峰石上,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至擒胡山,又铭:“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至清流泉,则铭:“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明人随军游览蒙古山水的行为,颇似于林间撒欢的猎犬,四处奔窜,到处标记。明军并没有想过要吞并漠北草原,其沿途所至,既未设立卫所,亦未别置州县。但永乐皇帝及其侍读、顾问的酬唱之作,在某种形式上对大草原完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吞并”。他们在草原上吟诗作词,用汉字重新为草原山水命名,便间接地在文学意义上将漠北草原纳入了“版图”之中。
尽管永乐皇帝于永乐八年的北征取得了胜利,但漠北局势依旧动荡。瓦剌与前元残部的斗争仍在持续,但明朝没有介入其中进行调解或呼吁和平。事实上,无论瓦剌或鞑靼,他们的首领才是真正掌握这场逐鹿游戏主动权的人。只有当他们意识到明朝在其对草原统治地位中有所作用时,他们才会屈就于与明朝的宗藩关系。
第一位“求助者”就是阿鲁台。永乐八年十二月,永乐皇帝北征半年之后,阿鲁台遣使至京师贡马,承认元氏子孙已绝,并率部向明廷请降。来使还向永乐皇帝诋毁瓦剌人,称“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我们知道,中原王朝改朝换代的一大标志,即前朝的传国玉玺必须交给新朝,以示天命转变。但永乐皇帝并不在意这种传国玺的流转。他说:“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彼诚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尝重此宝也。自昔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主天下,岂有此宝?盖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为宝,则元氏得之,当永保天位,福及子孙,何至衰败凋落如今哉!”永乐皇帝最终厚赐阿鲁台,遣归使者。他心里应当明白阿鲁台的用意,但天朝不应偏执一方,而应如其所言,令“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因此,永乐皇帝并未对此采取措施。
永乐九年六月,阿鲁台再次遣忽鲁秃为使入贡,忽鲁秃辞归时,永乐皇帝赐其白金、文绮彩币等物,又另赐阿鲁台母亲彩币等物。年底,永乐皇帝又赐阿鲁台织金文绮一件,并遣其兄、妹两人北归。这是明朝向阿鲁台表示友好的行为,因为此二人在太祖时期的捕鱼儿海一役中被明军俘虏,至是得以与阿鲁台团聚。
与阿鲁台同时向明朝谨表忠心的,还有瓦剌部。永乐十年五月,顺宁王马哈木遣使来朝,称本雅失里已殁,其传国玺在瓦剌处,瓦剌欲将之交予明军,又恐阿鲁台半途截取,因此希望明朝能够为其提供军器,并赏赐其诸部将士等。永乐皇帝似乎不以为意,尽管他认为瓦剌已经愈发骄盈,但又认为“狐鼠辈不足与较”。最后,永乐皇帝只命礼部宴请使者,同时以敕谕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人,但敕文内容失载,不知细节。
后来,永乐皇帝对阿鲁台献忠心的行为似显意犹未尽。他认为阿鲁台可能还在担心此前对丘福的杀害,因此他遣指挥徐晟等敕谕阿鲁台,并赐阿鲁台织金文绮25匹,赐其母文绮12匹、彩绢30匹。其敕文曰:
把秃来贡马礼意之勤可嘉。然察尔心,尚未释然,岂非有慊于邱福之事乎?人各为其主,朕于尔何责?尔所处去京师甚远,迩如能自来或遣子来,庶见朕诚意。昔呼韩邪入朝,汉与之高官;突厥阿史那社尔归唐,亦授显爵。二人皆福及子孙,名光史册。尔聪明特达,岂下古人哉!朕待尔盖将有过于汉唐之君者。今遣使指挥徐晟等谕意,并赐尔及尔母彩币。至可领也。
对于永乐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言,这应当是他能说出的最平易近人的话了。在这个问题上,永乐皇帝已经江郎才尽了,而阿鲁台仍忸怩作态。当然,最终结果取决于阿鲁台,而非永乐皇帝。另一方面,明朝与瓦剌部的关系出现恶化。永乐十一年正月,顺宁王马哈木遣使贡马,称甘肃、宁夏所归附的鞑靼人多为其瓦剌部人亲属,请归还瓦剌,言辞之间,颇有傲慢之色,同时又扣押了明廷所遣使臣舍黑撒答等。永乐皇帝闻讯大怒,另遣使责其罪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当然,结合前述事件看,双方关系的破裂早有征兆。
阿鲁台则准备再与瓦剌人开战。永乐十一年五月,阿鲁台遣使来奏,希望明军能帮他一起进攻瓦剌,为此他愿为前部先锋。来使说:“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阿鲁台的请求来得恰到好处,因为战争的情绪也在明朝君臣中酝酿。不少大臣认为,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永乐皇帝也附和称:“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
看来,永乐皇帝已经准备与阿鲁台达成战线了。到了永乐十一年七月初一,阿鲁台最终同意接受明朝的册封。永乐皇帝封之为“和宁王”,又封其母为和宁王太夫人,其妻为和宁王夫人,赐金印、金盔、鞍马、织金文绮20匹、绒锦2匹。永乐皇帝称赞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的举动,为此他允许阿鲁台继统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十一月,阿鲁台遣使谢恩。
明军开始备战,永乐皇帝命诸将“简士卒,精器械”以待命,并于甘肃到辽东防线上调集军队。十一月,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俘获瓦剌间谍,称马哈木率军进抵饮马河,名为攻阿鲁台,实为入寇明边。不久,阿鲁台亦遣人奏报相似军情,称马哈木欲进攻其地,随后寇开平、兴和、大同。永乐皇帝一面戒严边防,一面备战,最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敕谕沿边诸将,向瓦剌宣战。其敕文曰:“瓦剌残虏,既弑其主,又拘杀朝使,侵掠边境,违天虐人,义所伐当伐。尔等其秣马厉兵,以俟大举。作尔志,奋尔勇,共成大功,毋或慢令,以干军法。”
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知道明朝与瓦剌交恶的深层原因,我们只能在史料的基础上做一定推测。如果瓦剌意图称霸草原,正如它选举了黄金家族后裔答里巴为可汗所表明的态度那样,那么,与明朝之间走向最终决裂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了。但如果瓦剌和阿鲁台均向明廷纳贡称臣,其结果又如何?笔者认为,如是这种情况,那么永乐皇帝可能会介入二者的争执中,这将终结此前瓦剌在斗争中所取得的主动权地位。对于永乐皇帝而言,他固然没有寻求征服漠北草原的意图,也没有材料证明他有玩弄均势政治的意图。他的目的似乎仅在于与诸部建立安宁友好的宗藩关系,但这又意味着,诸部至少应象征性地臣服于明朝。明朝亦能以此宗藩关系,名正言顺地惩戒各种意图作乱的行为。当然,永乐皇帝显然更希望瓦剌服软,但事与愿违。
几年前,瓦剌的马哈木等就曾经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当瓦剌大军压境,危及阿鲁台的统治时,阿鲁台也被迫走上了接受明朝册封的道路。不得不说,明廷的回馈可谓慷慨,这不仅有前述的册封和赏赐,且据史料,阿鲁台部初有2962人被授予各类职事,尔后又增补129人接受授职。
永乐十二年三月十七日,永乐皇帝再次御驾亲征,率步骑50余万,直指瓦剌马哈木等人。军队沿着永乐八年的行军路线,到达饮马河,这年的气候较永乐八年时干燥许多。此次北征,永乐皇帝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与诸文臣吟诗酬唱,而是带着他15岁的皇太孙朱瞻基从行。皇太子朱高炽则继续坐镇京师,暂摄朝政。永乐皇帝非常喜欢这个孙子,时常在他人面前夸耀其睿智果敢,又令翰林学士等宿儒耆老教其学习礼乐之道。他坚信,将来的某一天,朱瞻基可以成为一名像他一样的圣君。此时,永乐皇帝令朱瞻基从征瓦剌,是希望向其展示如何领导大军征伐,以及令他细品行军中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