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永乐时期——永乐皇帝的攻守之道（一）

洪武三十一年，一代君王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次年，太祖的四子，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清君侧”，靖难之役爆发，边防势力出现了部分的失控。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即位，年号永乐。战争的硝烟散尽后，永乐皇帝不得不再度面对西至藏族聚居区，东至辽东的广袤北境防线。他的制度性创举在于：他以陕甘、宁夏、大同、宣府、辽东五处总兵官，替代了此前诸王戍边的旧制。此外，他还逐步将京师由南京迁往他原先的封地北京。这一切，显然都不在太祖原先的预设范围内。在洪武时期，高级将领只出现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而非令之常驻于边防前线。在各个边防区中，太祖会直接令驻防当地的卫所将校负责。但永乐皇帝即位后，很快就设立了一级军政部门以节制诸卫所。这一变化，似乎是早期明军转向防御的某种信号。但令人费解的是，永乐皇帝又同时向周边四面发起进攻。当然，永乐朝与太祖朝在某些方面也有承继性。如在军官用人方面，永乐朝镇抚一方的要员多为太祖朝军官之后裔。部分开国功臣之后甚至得以承袭父爵，并继任封疆大吏之职。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甚至可被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军事小集团。

在永乐皇帝看来，他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时刻警备北境防线，因此他时常敕谕边将，要时刻注重边备，警惕边患，要时常营缮边垒，勿要孤军深入漠北追袭穷寇。

永乐皇帝还认为，明朝必须自己成规模地饲养战马，因为从茶马贸易或朝贡中所获的马匹远远不能满足明军的需求。永乐四年，永乐皇帝决定在陕西、甘肃置两处苑马寺负责饲养马匹，令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估选适合养马的基地。每处苑马寺下统六监，每监下辖四苑。每苑视其地理远狭，分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每寺设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一员，正四品；寺丞一员，正六品；首领官、主簿一员，从七品。在获取和饲养马匹问题上，永乐皇帝还以敕谕详细指导二将：“春月草长，纵马于苑，迨各草枯，则收饲之……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马则尽市之，以给四监。其监之未设者，即按视水草便利可立处，遣人以闻。”很快，永乐皇帝又依样画葫芦，在北京和辽东置提督养马官负责饲养马匹事宜。但他认为汉人不擅养马，因此又令鞑靼官员“教民畜马”。又有大同镇守、江阴侯吴高将大同东北猪儿庄西至云内东胜等处地理画为一图，进呈永乐皇帝，向他推荐彼处适合畜养马匹之地。在永乐初年，与马政相关的奏议堆积如山，若我们有意将之整理归档，恐怕尚需费时费力。

永乐六年，永乐皇帝与何福在处理鞑靼军官率军之事上产生分歧。或因谗言，何福在率领所部鞑靼士兵的问题上遇到困难，于是他请求永乐皇帝从京师派遣鞑靼军官前往甘肃率领鞑靼士兵。但永乐皇帝表示反对，他敕谕何福曰：

得奏。欲于京师选鞑官之材能者诣边，率领所调鞑官军，朕亦计之。鞑官素于地理不谙，人情不悉，遽令领军出境，将不知军，军不知将，不相亲附，而于号令，或有乖违，则功不成。此事理甚明，不待智者可知矣，于尔有不知耶？得非有人谓尔总蕃、汉兵久，虑势重致谗，为此言乎？朕为天下主，赏罚予夺，皆自己出，未尝以谗加罪一人。况尔老将，为朕素知，故推诚委任，所言辄听，有未听者，必相与尽心商度其事之可否，何尝有一毫致疑。且尔皇考旧臣，有疑不信，于鞑官又可耶？自今诸事，但竭诚致力，尽其材识，可行即行，慎勿复有顾虑。

永乐皇帝即位伊始，明朝对北境边防的关注侧重在如何吸收漠北草原上残存的元军势力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这些小部落多左右逢源，或依附明朝，或与残元势力合流，或以剽掠为生，或如女真人一样，时而与朝鲜为盟。而永乐皇帝则费尽心思，意图招诱他们归附明朝。早在洪武三十五年，永乐皇帝便遣使往谕兀良哈、鞑靼、野人女真诸部，敕文曰：“朕命统承天位，天下一家，薄海内外，俱效职贡。近边将言尔诸酋长咸有归向之诚，朕用嘉之。特令百户裴牙失里，赍敕谕尔。其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欲来朝者，与使臣偕至。”后来，何福又以边地降者有重新叛回草原的，请求领兵追击之，永乐皇帝再次阻止了他。永乐皇帝说：“夷虏谲诈，不可凭恃，自古则然。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心待之，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被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况其同类颇众，其间必有相与为亲戚者。今若以兵讨叛，其未叛者亦将置疑。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这一建议看起来颇为明智。

野人女真主要居住在辽东腹地，在永乐一朝，他们如涓涓细流般逐渐归附明朝。通常，他们会被成建制地编为卫所，其旧首领则摇身一变成为这些卫所的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最后，归化的女真诸部被整编为384卫和24千户所。这些卫所存在时间似乎极为短暂，通常在史料中看到它们成立后，便杳无音信。部分女真人可能在此过程中迁入中原。永乐六年，永乐皇帝以天气炎热为由，令兵部大臣于开原卫置快活、自在二城给入关的女真人居住。他说：“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镇守官勿阻之。”很快，在快活、自在二城的基础上，永乐皇帝又为这些南来的女真人设置自在、安乐二州。

这些城市仍采取了前述诸族属杂居的形式。或许入住者会成为中原礼乐教化的对象，并渐渐被汉人所同化，但即使如此，作为藩属臣民，他们仍有纳贡义务。永乐九年，建州等卫指挥宁失加乞、塔河卫指挥失剌等来朝，称愿居于快活城，永乐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永乐十六年的另一则史料，则展示了居住在安乐、自在二州的鞑靼人、女真人的某些特有权力：“今后非奉朝廷文书而私出境者，处以重刑。其守臣不严管束者，论罪如律。若安乐、自在等州女直、野人、鞑靼欲出境交易，不在此例。”然而，永乐十九年，朝廷又于安乐、自在二州征精锐士兵五千，随永乐皇帝亲征漠北蒙古。

从这一系列行为可以简单地推断，永乐皇帝之所以优待这些对边界威胁不大的藩属臣民，其目的在于使之与朝鲜脱钩，同时也暗含着阻止他们进一步壮大的意思。早在永乐九年，永乐皇帝就制定了这一政策。他对时为翰林学士的胡广等人介绍说：“朕非欲并其土地，盖以此辈贪残，自昔数为边患，劳动中国。至宋岁赂金币，剥及下人膏血，卒为大患。今既畏服来朝，则恩遇之，从所欲授一官，量给赐赉，捐小惠以弥重患，亦不得不然。”

永乐年间，边患不在辽东，而在遥远的甘肃和宁夏。除了早已定居彼处的汉人、蕃人和土达外，大量归附的鞑靼人亦逐渐移徙当地，环居于凉州卫等处。族属杂居难保不出摩擦和矛盾。“非我族类”，其可信乎？洮州卫所镇抚陈恭认为似未尽然。他上疏奏言：“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

永乐皇帝览奏毕，回称：“禁卫宜严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信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毋庸置疑，在处理甘肃鞑靼移徙问题上，永乐皇帝不带种族偏见的态度值得称赞。不过，陈恭所言亦“本是忠朝廷”，而非出于私心，故当有大臣提出“加恭妄言罪”时，永乐皇帝认为“罪之则言路塞人”，拒绝了处罚陈恭的提议。

在永乐二年时，有鞑靼首领土答力尼率所部男、女500余人，自哈剌秃之地来归，永乐皇帝命设甘州赤斤蒙古千户所，以塔力尼为千户。永乐三年，永乐皇帝又于赤斤千户所附近设立沙州卫，以归附头目困即来、买住为指挥使。

永乐七年，鞑靼有脱脱不花王、把秃王、都督伯克帖木儿等人率部来归，但只将部队驻于亦集乃。永乐皇帝担心他们在亦集乃迁延日久，或生变心，于是遣使敕甘肃总兵官何福，教之怀柔远人，毋致生变。敕文如下：“脱脱不花等既来，而止于亦集乃，迟回日久，或至生变。尔可与杨荣计度，从长行事。其哈剌你敦、伯克帖木儿初与把都帖木儿同来，已而叛去。今者复来，必心未安，故徘徊近塞，欲进未果。朕于远人，来即抚之，未尝尤其前过。可遣把都帖木儿及将校数人，往亦集乃，以朕意谕之。或与俱来，或令居亦集乃，招抚归附之众，用安边陲。尔等须斟酌权宜处之，务在得当。”

即使如此，永乐八年，矛盾还是在凉州地区爆发了。该卫鞑靼千户虎保、张孛罗台和永昌卫千户亦令真巴等率部分土达士兵叛逃，沿途杀掠人口，抢夺牲畜、辎重，并盘踞在驿站要路。彼时，永乐皇帝正御驾亲征漠北蒙古，因此叛乱一事上报至京，便由皇太子，亦即未来的洪熙皇帝处理。

此前，那里的一切显得风平浪静，虎保等人也“归顺已久，安于其地”，但为何突然之间，矛盾会在凉州地区爆发？原来，在叛变发生之前，当地忽起谣言，称朝廷欲将虎保等鞑官移置其他卫所，意在削弱其势，虎保等惊惧，故集结诸鞑官谋叛。朝廷最后镇压了这次叛乱，并将54名投降的鞑官悉置于凉州监狱，虎保等遁走。被俘者的同伙意欲劫凉州狱以救之，凉州守将听闻，即将这些鞑官全部斩首，以绝后患。一个半月后，叛乱的事情传到永乐皇帝那里，他命史昭充任总兵官，提陕西都司河州诸卫步、骑兵3000人，前往镇守凉州，并随时征剿当地叛乱者。

叛乱镇压数周后，肃州又发生了另一起叛乱。寄居当地的回族人哈剌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并控制了肃州。时千户朱迪等领军于城外巡逻，城中军少，故指挥冀望、陈杰等率军力战不敌，紧急向周边的赤斤、沙州、哈密等卫求援。后来，朱迪等兵回，赤斤卫援军亦至，城中开始陆续出现反抗哈剌马牙的斗争。赤斤千户塔力尼遣人至城下责骂哈剌马牙：“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随后，沙州卫千户可台等率众千余至，多方齐下，最终镇压了叛乱。

到了年底，本将成为一场灾难的凉州叛乱事件最终被淡化。永乐皇帝认为虎保等人之叛乃惑于谣言，实非本心，因此宽宥其罪，令其回归本业。最终，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其妻子部众12000余人来归罪，永乐皇帝俱皆赦免其罪。

宁夏等处，亦陆续出现叛乱事件。永乐九年闰十二月，宁夏都指挥佥事韩诚认为居住宁夏当地的鞑靼别部怀有二心，但永乐皇帝并未对此采取行动。既而反叛被镇压了，明军擒斩无数。后来，韩诚入朝，永乐皇帝对他回顾其事，说：“朕于远人来归者，皆推诚待之不疑。早从尔言，发兵擒叛，何至多损物命？然初之不发兵者，犹欲怀之以恩，不谓豺狼不可驯。今彼悉皆擒戮，皆其自取也。”

除此之外，边防线附近仍时不时爆发小规模武装叛乱，如罕东卫的土达叛乱。时罕东土酋常为寇盗，永乐十年掳安定卫民户300户，又纠合西蕃无赖，阻截关隘，剽掠过往行人车辆。永乐皇帝命指挥康寿前往敕谕其人：“俾悉还掠且戒饬，自今能悔过迁善，庶可宥罪。”对永乐皇帝而言，这也许是他所能采取的最佳选择，因为明军对这种游击劫掠行为暂时还束手无策。但是在对另外一名叛变鞑官察罕歹时，永乐皇帝却下令将之诛杀。察罕歹本为明军宁夏中护卫小旗，永乐十年，因伙同都指挥毛哈剌等作乱，杀掠地方居民，被宁夏总兵官、安远侯柳升所擒，械送京师处死。其余锁只耳灰等从叛者19人亦悉数被杀，所掳掠辎重、马匹等尽数没官，余众皆散。尽管永乐皇帝软硬兼施，但土达人的不安情绪仍在蔓延。而另一方面，永乐皇帝对土达军民常怀戒心，认为他们随时都在酝酿着叛变。这种叛变是由粮食短缺而引起的吗？永乐皇帝认为，如果因此而起，则应令土达人就粮于兰县。同时，他又令柳升率宁夏骑士2000屯驻凉州，以防土达人食于兰县时作乱。同时，他又知会西宁卫土官指挥李英，令其率精锐蕃兵屯驻野马川，以随时防备叛变。

永乐皇帝的戒心并非无中生有。两年前，他曾赦免一批谋反的土达。两年后，这批土达再次作乱，领导者仍为老的罕。李英本人就是土达人，但在此次平叛中他屡建奇功。他于讨来川追捕敌军，获男女900余人，斩杀叛军首级300余级，生擒叛军60余人。余众欲趁雪夜脱逃，最终多被擒获，叛军首领老的罕等星夜逃往赤斤卫塔力尼处。塔力尼接纳了老的罕，引起永乐皇帝不满。时值隆冬腊月，道路险恶，后勤补给难以跟继，又担心明军追击过程中伤及无辜，于是永乐皇帝下令明军停止追击，却另遣使敕谕塔力尼曰：“尔等归顺朝廷以来，绝无瑕衅。今乃容纳叛贼老的罕等，甚非计也。盖朕待此贼素厚，竟负恩而叛。负恩之人，何可与居！尔勿贪末利，自贻伊戚，譬如人身本无疾病，乃灼艾加针，以成疮疤，尔宜审之。如能擒老的罕等送来，当行赏赉。不然发兵讨叛，非赤斤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