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洪武时期——太祖肇基（八）

在降伏纳哈出的同时，明军也在辽东地区迅速推进，抢占纳哈出的“政治遗产”。大量棉布、衣服、鞋子、冬衣和大米等物资源源不断从中原调集，运往辽东地区，以支援前线明军开疆拓土，建立卫所。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明朝属于前工业化时代，而其经济中的劳动密集程度却令今人瞠目结舌。试想一下，生产70万石米粮，需要多少农夫，消耗多少工时？将这些粮食运抵海边粮仓，又需要多少车夫、牛马？又有多少轻舟能将海路运来的粮食搬卸到辽东？又需要多少人，才能将运抵辽东的粮食分发到各个卫所？另外，就衣物而言，又需要多少种植棉花的农民、采摘棉花的工人以及制成成品的织工？显而易见，明朝的边防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要求国家机器能够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不间断地动员有生力量，投入到边防后勤补给中。就此观之，无怪乎太祖坚定地认为戍边士卒及相应军户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需要自行开垦屯田。

明朝对辽东腹地女真人所采取的战略，与前述治藏方略极为相似——初以招抚为上策，若招抚无效，则加诸军事手段。与藏族聚居区的情况一样，此前元朝已在军事上控制了女真各部，因此明朝要做的，就是让女真诸部首领转而归附明朝。然而，这并非易举之事。明人注意到，无论在西北还是东北方向，非汉人族属都曾在过去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建立过自己的政权。西北方面，如约公元4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建立的成汉；7—9世纪唐朝时期藏人建立的吐蕃以及1038—1227年两宋时期的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东北方面，如约公元4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慕容鲜卑建立的燕；907—1125年契丹人建立的辽以及1115—1234年女真人建立的金，等等。而明人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阻止类似政权的再度崛起。

太祖曾对辽东风俗倍感兴趣，于是他向从辽东归附的前元将领名祖咨询。名祖道：“辽东地遐远，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素不知诗书，而其俗尚礼教。凡子丧其父，妻丧其夫，皆日至墓所拜哭，奠酒浆百日，乃止服衰三年，不饮酒食肉，不理发，不游猎，不与人语戏。间有以歉岁食肉者，乡人共诋之。”接着，他又向太祖举了若干事例：“往年，石城有高希凤者，本光州固始县人。戊戌秋，在辽东老鸦寨为乱兵所掠，力抗不伏，乱兵断其右腕而死。其妻刘氏被虏，行十余里，骂不绝口，亦为所杀。希凤仲弟药师奴，亦死于乱。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侄僧保往高丽避难。至中途，度不能两全，以其子差长，弃之，独携侄以行及……希凤季弟伯颜不花，为纳哈出所杀。其妻郭氏，高丽人，居浑滩，自缢死于马枥。希凤从子高塔失丁，亦为父仇诬陷而死。其妻金氏与姑邢氏，缢死于鱼坞所居之室。一门五妇，皆尽节义。”又言，“定远南河寨斡罗村，有卒裴皮铁者疫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昼夜哀临。比葬之日，陈祭辞柩毕，缢于屋西桑树而死。乡人义之，遂合葬焉。”

太祖听说这些事例后，为之动容，令有司旌表其家，以彰节义。

正如藏人对佛教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辽东地区的某些居民也对中原礼教执着遵行。辽东人民对礼教的尊奉，似乎有助于明朝在当地设立儒学学校。洪武十七年，明朝于辽东都指挥使司置儒学学校，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又于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等处卫所设立儒学学校，每校置学正一员，训导四员。从上述这些史实可以看出，明朝急于确认其在诸族属杂居的辽东地区的政权合法性，因而采取上述对节妇、义妇、贞妇的旌表，却也在无形之中将这种近乎极端的礼教“合理”思想加诸当地女性。信奉礼教的儒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准宗教，当地士民，无论汉人、高丽人，抑或女真人，都可以将之奉为圭臬。

此时的女真诸部还处于势穷落后的状态。洪武十八年九月，三位前元女真军官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来辽东都指挥使司，自称为野人女真所获，不胜其奴役而逃至此，认为明朝治下的辽东乃“乐土”，请求归附。同时，他们还请求“圣朝垂恩，得以琉璃珠、弓弦、锡镴遗野人，则可赎八百余家，俱入辽东”。太祖得知之后，即赐他们衣服，并赐“琉璃珠五百，索锡五斤，弓弦十条”，以换赎被野人女真奴役的女真人。

但是，明朝并不愿让野人女真或海西女真完全独立于它的触角之外。洪武二十年，辽东军官曾往野人女真、海西女真的地方，历涉劳苦却一无所获。洪武二十一年，太祖命俺得迷失招抚海西女真，并赐予他们衣物。不过总的来说，明朝与女真诸部的接触仍以失败告终。于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向女真诸部发起进攻。总兵官周兴命都督佥事宋晟、领辽王府中护卫都督刘真及领宁王府中护卫指挥庄德率领三万卫的士兵，前去征讨女真诸部。至夏天，周兴等率军与野人女真开战。明军大获全胜，并开始追捕野人女真首领西阳哈，但是他已“于二月河冻时过松花江”，且此时恰逢“天雨昼晦”，追之已然不及。即使如此，明军仍然俘获了女真镇抚军官及男女民众650余人，并获马400余匹。经此一役，太祖发现三万卫所部高丽、女真归附士兵，常假借出猎为名，四处为患，于是命武定侯郭英徙其众，于广宁卫西屯种。尽管有上述的恩威手段，但直到太祖驾崩，女真诸部方面的局势仍不见稳定。

高丽的干预，是这种不稳定状态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而高丽本身在对明政策上就举棋不定，左右逢源。元朝对高丽的宗主权，在元末红巾起义的战乱中就实质性地丧失了，而高丽王室本身亦无法对中原新的形势作出预判。高丽应该与扩廓帖木儿或纳哈出结盟吗？应如何妥善处理与明朝的关系？抑或应该介入辽东局势，与女真结盟，拓展版图，以备不周？就史实上看，三个方案都被其逐一尝试过了。

明丽关系，因辽东卫所发生事件而生隙。洪武十二年六月，太祖听闻高丽有人不远千里来归附，疑其有诈，遂敕谕辽东守将潘敬叶旺，曰：“高丽龙州郑白等率男妇来降。朕未审将军识其计否？高丽僻居海隅，其俗尚诈，其性多顽，况人情莫不安土重迁，岂有舍桑梓而归异乡者耶？斯必示弱于我，如堕其计，则不过一二年间，至者接迹，其害岂小小哉！符至之日，开谕来者令还，以破彼奸。今中国方宁，正息兵养民之时。尔与东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必得以借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则师有名矣。其来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纳逋逃。’不然，则边患将由此而启矣。”

洪武十三年夏，太祖又令辽东守将多提防高丽来人。在他看来，高丽人心诡谲，不可轻信。这反映在他给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回敕中。敕文如下：

高丽周谊至辽东，朕观其来咨，知东夷之诈，将以构大祸也。此来岂诚心哉？尔等镇戍边方，不能制人，将为人所制矣。且高丽朝贡，前已违约，朕尝拘其使诘责之，后纵其归，令当如约，则事大之心，其庶几乎？使既还，未闻有敬畏之心，乃复怀诈，令谊作行人，假称计事，此非有谋而何？前元庚申君尝索女子于其国，谊有女入于元宫。庚申君出奔，朕之内臣得此女以归。今高丽数以谊来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备，毋使入窥中国也。

洪武十四年冬，太祖夸赞辽东都指挥使潘敬等在处理高丽问题时“甚合事宜”，但他同时又再次提醒潘敬提防高丽的诡谲。他说：“高丽奸臣李仁，篡弑其主。臣民畏其党众而屈从之，今几年矣。曩者，中国之君以力服之者有焉，以德怀之者有焉。如高丽之奸顽，德不能怀，惟威之畏，故前人以力得之，其为生民之祸亦甚矣。虽有时而怀德，待之以礼，旋复诡诈，窃发背叛，不常累代兵征，盖以此也。今李仁虽云愿听约束，未知臣节久将何如。卿与诸将其慎之。高丽贡献，但一物有不如约，即却之境上，固守边防，毋被其诳。”

尽管太祖称高丽贡品“有不如约，即却之境上”，但当洪武十七年，高丽使臣崔涓、金进宜前来贡马2000匹，并称“金非其地所产，愿以马代输”时，太祖却接受了这一“不如约”。但当使臣到达南京时，太祖又对他们大发雷霆，认为他们贿赂在京官员，与京官相勾结。他们甚至还在使臣身上搜到一份名单，上面记载“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准备各以其官阶职事行贿。太祖怒斥其使，又盛赞辽东守臣“勿为善说所诱，勿为华丽所惑”，能坚定捍卫“东界鸭绿，北接旷塞”的辽土。

就目前史料来看，还未能完全确定高丽在辽东的干预何时停止，而明朝又于何时开始全面介入辽东事务。在洪武二十年底，太祖命户部咨高丽王：“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看起来，太祖似乎对高丽人逐步徙入辽东的做法颇为在意。洪武二十一年四月，高丽禑王上表称：“文、高、和、定等州本为高丽旧壤，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以为统属。”太祖却认为其所言似是而非。在太祖看来，高丽所称“旧壤”看似有理，但至少在元代就已经隶属中原政权管理，所以高丽人的请求不应允可。太祖说道：“数州之地，如高丽所言，似合隶之。以理势言之，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况今铁岭已置卫自屯，兵马守其民，各有统属。高丽之言，未足为信。且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远邦小夷，固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随后，太祖又诏谕辽东都指挥使司：“凡朝鲜人至，止令于革河互市，不许入境。”

正因这种种摩擦，高丽方面决定改变其对明政策，而其中细节，明廷竟一无所知。太祖对铁岭之地寸分不让，高丽决定诉诸武力。洪武二十一年夏，禑王派李成桂出兵攻打辽东。高丽军很快渡过鸭绿江，但李成桂却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坚信此役毫无胜算，于是请求班师，禑王不听。于是，李成桂在威化岛果断回军，返回开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禑王政权。到了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在开京寿昌宫即位称王，李氏王朝建立。

在中原的朝贡体系中，朝贡国国内发生政变，对朝廷来说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有时甚至需要诉诸某些军事干预。但在这个具体的个案中，又有所不同。太祖本应因高丽之入侵而谴责其行为，以暴制暴，将入侵的高丽军赶出辽东。但是，政变发生了，政变者李成桂还制止了高丽军队入侵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