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洪武时期——太祖肇基（四）

战火燃烧的中线

随着元廷在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闰七月北迁，中原的人力、资源就此全部落入明朝之手。明朝开始掌管天下，并守护其胜利果实。很明显，流亡的元廷不甘心失去这一切，多次试图重新武装进入中原，夺回他们的“遗产”。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太祖在洪武二年六月令大将常遇春出兵深入漠北，试图俘虏驻跸上都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常遇春率步卒8万，骑士1万出征，但是元廷再度北迁。明军试图继续追击，但顺帝已经奔逃，明军最终未能将之俘获。不过，明军战果颇丰，“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常遇春还军至柳河川时，得疾而卒。十月，太祖又遣使致书劝诱顺帝投降：“春和日暖，沙漠草青，汉兵出塞之时也。霜雪冬寒，则归而守险。君虽有百万之众，何能为哉？”

与此同时，北平也有大量自北逃来的民众归附。太祖令徐达“选其骁勇可用者为兵”，按月给粮，其余民众则皆南徙至临清、东昌定居。显然，太祖担心不同族群、世系的人混同而居会对社会管理和控制产生潜在威胁。因此，在洪武三年四月，太祖诏令禁止蒙古人、色目人更改姓氏，诏文如下：“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不过，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太祖这一告谕不过是一纸空文。

洪武三年春，太祖令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攻伐扩廓帖木儿；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向北深入草原，追击顺帝妥懽帖睦尔。元廷对此始料未及。

正月，探马报称扩廓帖木儿寇兰州，但被击退，现在正驻扎于兰州东南90公里处的安定以西，四处纵兵劫掠。这很可能是扩廓帖木儿唯一的“补给”手段。二月，李文忠抵达草原深处的察罕脑儿。

三月，徐达军次甘肃，并继续行军到安定以北30公里处的沈儿峪，要与驻防当地的扩廓帖木儿军队决一雌雄。太祖告谕徐达，要“慎防毋忽”，以备不虞，同时要小心当地的雨水，一旦“暴水卒至，势不可测”。徐达军次沈儿峪后，与扩廓帖木儿深沟对垒，一日交战数次。最终，这位在元朝权倾朝野的重臣败北遁走了。起初，在两军之间有一条间道，扩廓帖木儿曾遣将士由暗道阴劫明军的东南垒。左丞胡德济等军官一时仓促，不知所措。徐达斩杀了若干懦弱不进的将校，并亲自率兵反击扩廓帖木儿。反击出人意料地成功，但我们至今也无法理解，为何扩廓帖木儿的士兵会如此不堪一击。难道这些士兵多为汉人，他们当初被强制签军，远行漠北，至是则厌倦了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吗？又难道是他们并不愿为元朝而鞠躬尽瘁，继之以死吗？当然，不管原因如何，他们最终都战败了。明军俘虏了元朝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扎儿等1800多名官员，各级将校士卒84500多人，获马15280多匹。其余骆驼骡驴及各类辎重更是不计其数。徐达最后带着这些降卒出兵四川，并在战役结束后将他们就地安置于四川各处。扩廓帖木儿则“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攀浮木以渡黄河，直奔哈剌和林。那里还有不少元朝官员正在等待他告捷的消息。

李文忠的一支部队则几乎在同一时间发起进攻，逼近上都。左丞赵庸在察罕脑儿击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的军队后进驻上都，上都罕等投降。当然，明军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都督孙兴祖等二将在局部交战中力战不敌，没于王事。

南京方面，太祖将元朝平章政事火儿忽答、右丞哈海等放还北归，并令他们携带书信给元主。其书曰：“前再遣使致书，久不还，岂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谓不当通问耶？君者，天下之义主，何常之有？顾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亦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顺人，遣使通好，庶几牧近塞，以延其宗祀。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将悔之无及。”书信中颇有几分酸涩味道。看来，这位明朝肇基者仍对高贵血统怀有敬畏之心，也仍对他低贱的出身耿耿于怀。中原精英的优越感在蒙古人自恃的“根脚”体系里略显寒酸。

书信还在途中的时候，李文忠又奏报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他的部队逼近北平以北400公里的应昌附近，并在此截获一胡骑，称顺帝妥懽帖睦尔已于四月二十八日崩，该骑正从应昌往开平报“国丧”。得此消息，李文忠急令北行，包围应昌城，并于五月十六日将其攻克。因为应昌是此时元廷的临时行在，故李文忠在此役有非同寻常的收获。他俘获了“元主嫡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暨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并获宋元玉玺、金宝15件，宣和殿玉图书1件，玉册2件，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1件，及驼、马、牛、羊无数。此后，又相继有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36900余人、杨思祖等率16000余人来降。唯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与数十骑遁走哈剌和林，他将在那儿与从沈儿峪败走的扩廓帖木儿“会师”。

军事行动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展开。在李文忠部队继续北进的同时，徐达麾下的邓愈亦领一军攻略临洮、河州诸地。而在辽东，还有一个半独立的元朝地方军阀——纳哈出。太祖遣使遗书纳哈出，试图劝降纳哈出。其书略曰：“姑孰之捷，尔实在焉。时朕未知天命所向，无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尝不悯其劳而惜其无成也……卢龙戍卒、登莱浙东并海舟师，咸欲奋迅，一造辽沈。朕闻尔总其众，不忍重扰，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还，略不得其要领。岂以辽海之远我师不能至欤？抑人谋不决，故首鼠两端欤？不然，必以曩时来归，未尽宾主之欢。”

到了六月，千里行军后，李文忠于应昌向朝廷奏捷。太祖以妥懽帖睦尔能“不战而奔，克知天命”，上谥号曰“顺”。太祖还令礼部向天下士民榜谕捷音，但又规定，凡曾经在元朝做官的军民人等，不许对捷音称贺。不久，太祖又对礼部所拟榜文甚为不满，认为其中多有“侈大之词”。他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在太祖看来，元实亡于其自身的国运，而非亡自他手。如果将功劳尽揽于新朝君臣，那么即使天下士人三缄其口，但“其心未必以为是”。因此，太祖令礼部即刻将榜文改正。买的里八剌等顺帝诸孙也随着诸多“战利品”被押解至京。太祖不忍以古代“献俘之礼”将顺帝诸孙告祭太庙，他让他们继续穿“本俗衣”，并赐予他们宫宅与薪米。在朝见太祖后，太祖赐予顺帝诸孙及其王妃“中国衣”。太祖还特别开恩，如果王妃们不习惯中原饮食，可以“食肉饮酪”；不耐南京的酷暑，则可以“归遣沙漠”。

接着，太祖遣使诏谕元朝残余宗室、部落、臣民，劝说其投降。太祖保证，“爱猷识里达腊若能敬顺天道，审度朕心”，他“当效古帝王之礼”，以诚相待。其余部众若能“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亦一律量才录用，不分等类。其余诸王、驸马等，若不愿为官，可以“换给印信，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太祖特别向他们强调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担心前朝“元君之子孙流离失所”，恐有不虞，而非对漠北草原之地的觊觎。他说：“朕有天下，物产之富，贡赋之入，军国爵赏之费，取用不竭，岂需尔沙漠荒落之地哉？”

不过，漠北草原上已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元朝政府了。前元宗室有三大王、四大王兄弟二人在太原北部的岢岚山中聚众结寨自固，时常出兵劫掠大同和武州等地。洪武三年六月，太原卫指挥桑桂等领兵击之，大破其众。四大王遁走，三大王脱忽的帖木儿被押解至南京，太祖将之与其他元宗室成员安顿一处。而四大王则继续在太行山区落草为寇，以剽掠为生。洪武九年，太祖夜观星象，知有兵险，遂敕令大将军徐达严加戒备。他说：“故元四大王不满二百人，官军屡捕不获。前者皆云其众无马，今乃言有十五骑相从出没，不知劫夺于何人者？……速遣智勇将士，四面捕之，毋致蔓延。”洪武十年夏，有人诬告山西之民跟随四大王为寇，被解送至京城。太祖认为，这些人并非真心诚意要跟随四大王造反，只因被其掳掠，为求生计，不得已而相从。他说：“彼四大王以元之遗孽，窜匿山谷，聚逋逃以为民患。山西之民边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驱掠迫胁，为盗皆不得已。岂真为盗者？……今民相捕获，将延蔓不已，是助之立党，而激之为乱也”，于是将他们尽皆释放，并给“道里费”遣归各乡。直到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四大王始到晋王府请降，被押赴至京。太祖矜悯他是元君的子孙后裔，赦免了他的前犯罪行并厚赐之，命他随西平侯沐英戍守云南。太祖告诉群臣，之所以后来罢征四大王，致其长期落草为寇，是因为“穷寇急之，则胁从者惧罪，连结之志坚。缓之，则彼各有父、母、妻、子，一旦思其乡土，有反本之心，当自溃散”。看来，事情的发展如太祖之所计。

洪武三年十月，徐达、李文忠相继班师回朝。太祖则继续数次遣使致信爱猷识里达腊，提醒他前述扩廓帖木儿之败，并奉劝他尽早归附。诸信略曰：

君之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奔溃后，以乌合之众犯我兰州。大军进讨，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败其众，斩馘无算，生擒严奉先、韩扎儿、李景昌、察罕不花等。惟扩廓帖木儿遁去，已命将追捕，旦夕必就擒。……进退之宜，君其审之。

…………

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餋于近塞，藉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若不出此，犹欲以残兵出没，为边民患，则大举六师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审图之，毋贻后悔，余不多及。

爱猷识里达腊恐怕已经无力节制“天下兵马”了。太祖曾致书给一名叫秃鲁的元臣，此人可能率军于某处前线，“执持其志，将欲有为”。太祖劝他归附明朝，理由是爱猷识里达腊“昏弱而邪正莫知”，其麾下部队“孤处沙塞，步骑不满万数，部下之人口无充腹之飧，体无御寒之服”。劝降结果，史无明载。但是，洪武四年正月，前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该州地处鄂尔多斯东北角，是黄河大“几”字形河道处的一个军事重镇。其投降之于明军意义非凡，太祖由是在此置千户所5个、百户所46个：计有失宝赤千户所1个，百户所15个；花城千户所1个，百户所5个；干鲁忽奴千户所1个，百户所10个；燕只千户所1个，百户所10个；瓮吉剌千户所1个，百户所6个。太祖直接令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带上印信及赏赐前往东胜州，因此这些降将很可能直接就地转职，并未去南京陛见。不过，新附的东胜州仍处在动荡中。不久后，又有前元平章魁的斤和其兄知枢密院事帖木儿等14人，率部属千余来大同请降，但实际上很可能是来寻求某种庇护。紧接着，在洪武五年十月，有鞑靼5900余人来附，太祖令他们居住在临濠，每月给以薪米。大将军徐达建议将顺宁、宜兴等长城外沿边之民皆内迁至北平附近州县，以防其“久而离散”，太祖从之。此次迁徙共计有户数17274，人口93878，通过人为制造人口真空地带，使鞑靼兵无法将边民劫掠塞外或驱之为伍。可以说，徐达在整个洪武四年夏天，几乎都在操办漠北山后之民内徙之事。曾经，蒙古高原的青青草原也是元朝政府直接控制的一部分，因此，中原和草原的分割线在彼时泾渭并不分明，许多汉人也依其生活所需，远徙漠北，将定居点自然地向草原延伸。到了明朝，一切又有所不同。在徐达组织的另外一次大规模边民内徙中，计35800户，197027人定居到北平一带。卫府籍为军者，政府给以粮食，其余32860户为民者，各散置于254屯中，授田以耕。到了年底，又有新附鞑靼5700余人安置于北平红罗山，太祖令赐予他们绵布、棉花和苏木。

洪武五年正月，太祖与诸将制定了一个出兵漠北的计划，兵锋直指扩廓帖木儿。徐达称“得兵十万足矣”，而太祖则认为须当出兵15万，分三路进击，以“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北征将士整装具甲待发，太祖命赐予他们裤、袄、靴、帽，并令政府每月给粮，赡养将士家小，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广武卫军士撒牙思的向太祖报告说，住在哈剌赤海的前元汾王所部居民愿从徐达北征，太祖喜而从之。

数日后，太祖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徐达、李文忠、冯胜三路大军取扩廓帖木儿。依太祖之意，徐达率中路军出雁门关，李文忠率东路军出居庸关，冯胜则率西路军出金兰。太祖为徐达出谋：“扬言趋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徐达受命而去。

二月，太祖发河南卫兵2万人从冯胜北征，从军将士每人赐布2匹；又从山东拨步骑2.8万余人，从李文忠攻应昌。此外，他还赐予北平、山西、陕西诸卫戍卒16万余件战袄，这些戍卒有可能是李文忠或徐达率领的北征将士。二月二十九日，徐达出兵雁门，都督蓝玉在野马川与元军游骑相遇，击败之。三月二十日，徐达的先遣部队由蓝玉率领，进抵土剌河，与扩廓帖木儿的部分游骑相遇，再次击走之。但到了五月初六，徐达兵至岭北，与扩廓帖木儿交战失利。徐达不得不撤回塞内，太祖的北征之策也就宣告失败。

六月，冯胜一部一路奏捷。他沿着甘肃走廊一路向西北进发，先后降伏元将上都驴，击败元将失剌罕、朵儿只等。其先头部队进抵位于兰州西北700公里的亦集乃，守将卜颜帖木儿举城而降。冯胜复进兵至瓜、沙二州，又击溃元军，获马、驼、牛、羊共计2万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