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洪武时期——太祖肇基（一）

监察御史刘佶，作为中级文官群体中的一位记述者，在其《北巡私记》中，讲述了蒙古帝国在中原的最后余晖。从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到忽必烈的中原王朝，一切已经烟消云散。如今，它又轮回般地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的起点。在中原，取代元朝的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他是明朝的肇基者，庙号“太祖”。元末17年乱世纷争，最终由明军一举攻克元廷所在的大都而终结。

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元廷仓皇逃离大都。是日，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清宁殿最后一次召见群臣。他告诉群臣，即日起驾，驻跸上都。上都，位于大都以北约300公里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元朝的夏都。群臣鸦雀无声，没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时，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力主留守大都，并死战至援军来救。顺帝说：“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顺帝以此拒绝了哈剌章的建议。是夜，顺帝带着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以及文武百官、扈从侍卫等，星夜起驾前往上都，离开了这座他的先祖经营了一个多世纪的都城。当然，被留在那座城墙高耸的都城里的，还有很多人。数日间淫雨霏霏，道路泥泞，天气大寒，百官雨行，有些人甚至冻死在逃亡途中。

八月初五，逃跑中的顺帝得知大都已陷于“贼”，而这个“贼”，正是新兴的明朝。又十天，顺帝一行抵达上都，却发现“经红贼焚掠”后的上都只剩断壁残垣，难以驻跸。顺帝设法遣使与地方上已经半独立的割据军阀取得联系，其中就包括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和在辽东的纳哈出。同时，他还希望从高丽获得援助。元廷还在讨论重整朝纲和规复中原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官员对此感到沮丧。雪上加霜的是，高丽和纳哈出方面非但无法提供援兵，反而兵戎相见。元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二月，元丞相也速率兵4万突击大都以东30公里的通州，但明军固守，也速丞相未能攻下。春夏之交，“贼将”常遇春对逃亡中的元廷发起进攻，并于六月初五击溃了与之对阵的元军。元廷深感不安，决定向哈剌和林所在的西北方向后撤1300多公里，并试图重新组织政权，规复中原。六月十七日，明军攻陷上都。八月初四，尽管常遇春停止继续追击元廷，但他已经俘获了成千上万士兵和辎重，此外还有马3000匹，牛5万头。如所记不差，元廷在此次逃亡中损失惨重。

刘佶的记载截止于元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正月十一日。数年后，流亡的元廷最终承认天命已去，中原不再，但掌权者似乎仍认为他们还有从“反贼”手中夺回中原的一天。

大明的防线总计超过1.1万公里，这其中还包含东南亚陆地边防和太平洋海防，并非只有北境防线。不过客观地讲，北境之外有更多虎视眈眈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垂涎着中原的人力物力。从川藏交界的松潘卫，到远达辽东、渤海湾的山海关，明朝的北境防线形成一张总长超过2700公里的巨大弧网。这一防线贯穿陡峭而不结冰的高山、沉积作用下形成的风积土所组成的圆丘、沙漠、草原和森林。在这一巨弧之外，居住着许多非汉族人。这些民族在明代常被笼统地称为“蕃”、回族、土达、卫拉特蒙古、鞑靼和女真，这些称呼一般仅是为了区分某些不同的族群。这些居住在北境防线周边的人，对明朝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明军的步兵、骑兵和火器兵通常并不主动出击去争夺分寸之地，而是躲在沿线的防御城堡中，牢牢固守明朝的畿辅重地，使之免遭骚扰侵袭。总的来说，在明朝享国276年间，这一防御体系基本上是发挥作用的。除去相当重大的失误和若干噩梦般的溃败外，明朝政府基本守住了这一防线。本书即试图解释明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沿着北境防线自西向东游历，我们至少会遇到三处生态、民族风情各异的区域。其中，最复杂的一处位于西段。在那里，汉民与藏民杂居，游牧聚居点和藏传佛教寺庙星罗棋布。同时，在当地居住的群体还有土达、回族、瓦剌，以及来自中原或中亚的群体。这种杂居状态极不稳定，不同群体间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司空见惯。中段，则是鞑靼人为主体的居民。这是一个贵族游牧社会，其统治者宣称自己是来自成吉思汗或忽必烈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成员。直到17世纪女真崛起之前，鞑靼人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东段的主体居民是内斗不断、相互倾轧的女真诸部。在这儿，女真诸部被夹在位于其南部的高丽和位于其西北部的鞑靼之间，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时而结盟时而斗争，但两败俱伤的局面显然更有利于明朝。总的来说，在明朝接近覆亡以前，东段防线的形势虽令人忧虑，但大体是可控的。

我们从西段防线开始讲起。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在一位当时最有权势的独裁者的领导下，明朝是如何一步步向西北方向的境外展示其军威浩荡的一面的。

经略西北防线

明大将军徐达率领明军于洪武元年八月，从北平向西进军。与明太祖朱元璋麾下的其他将领一样，徐达也是农民出身，与太祖同乡。至正十三年随朱元璋起事后，徐达成为其最得力的爱将。在大同，苟延残喘的元军由备受争议且顽固的元将扩廓帖木儿率领。这位元将原本是一名被蒙古家庭收养的汉人，而此时他却成为元廷倚赖的地方军阀，尽管这中间他曾经历数次来自元廷的宠辱起落。在一次猝不及防的夜袭中，扩廓帖木儿与十余骑仓皇逃出营地，直奔大同；明军紧随而至，扩廓帖木儿只得又向西逃往甘肃。徐达一口气俘虏了4万名群龙无首的士兵以及数量几乎相等的马匹。

洪武二年四月，徐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此时他们已经军次陕西凤翔，需要商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尽管众议纷纭，但最后仍由徐达拍板，一锤定音。他们决定进一步深入到仍被元军控制的临洮和藏族聚居区。在徐达看来，庆阳城“城险而兵悍，未易猝拔”，而临洮“西通蕃夷，北界河湟”，若能攻下，则元军非走即降，陇西之地，“其人足以备战斗，其土地所产足以供军储”，亦可为明军提供后勤保障，其他州郡闻之，也会望风而降。据守临洮的元将是汉人李思齐，徐达虽目不识丁，但他从军中大帐向李思齐送了一封极有意思的信，信文如下：

朕知足下不守凤翔，则必深入沙漠，以图后举。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从，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据其地不足以为资，失其势适足以自殒。使兵威常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从之众，以胡地荒凉，或不乐居，其心叵测，一旦变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诚能以信相许，去夷就华，当以汉待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

有那么一阵儿，李思齐企图与他的养子赵琦一起西入吐蕃，“逃匿山谷间”，但最后他和赵琦还是选择了投降。明军遂据有临洮。

徐达军至临洮东北100公里处的会州，在当地他拒绝了部将提出的搜括州县马羊以供军用的提议。徐达说：“西北之民，素以畜牧马为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尽括其所资，彼将何以为生？”五月，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北处200公里的庆阳城降而复叛，这表明一路摧枯拉朽的明军偶尔也会受到阻滞。与此同时，在中原，太祖遣使诏谕吐蕃“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希望得到他想象中的某位吐蕃统治者的回音，然而事与愿违。

庆阳于八月二十一日重为明军所据，但这一过程颇费周章。庆阳守将张良臣乃前元旧将，恃其七位能征善战的养子，降而复叛。同时，元将扩廓帖木儿正蛰伏于某处，随时可能对张良臣施以援手。不过，他的胞兄张思道则远在位于西北300公里外的宁夏，难以出手相援。基于此，明军决定围困庆阳，迫使其投降。这一策略奏效了。张良臣最终投井自杀，明军又诛其党羽二百余人。太祖又遣使持诏劝降扩廓帖木儿，但在《明实录》中没有见到其答复，其诏文如下：

昔帝王之得天下，当大功垂成之际，尤必广示恩信，虽素相仇敌者，亦皆收而并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业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揽群雄，平定华夏，惟西北边备未彻，盖以尔守孤城，保其余众，远处沙漠，朕甚念之，是用特与湔涤，示兹至怀，必能知时达变，慨然来归。其部下、将帅及各部流移军士，多我中土之人，果能革心从顺，文武智谋当一一用之。有愿还乡者听，其贺宗哲、孙翥、赵恒等，朕悉涵容，皆所不计。投机之会，间不容发。朕言不再，其审图之。

另外，在开始围困庆阳的时候，徐达曾经向太祖请求增援，于是太祖遣其外甥李文忠从北平发兵前往徐达处“合师攻之”。但当李文忠到达距离其目的地400公里的山西太原时，却闻太原以北250公里的大同受敌甚急，将次陷落。此次元兵进攻大同，乃起于逃亡漠北的顺帝命元将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欲图恢复”。事起仓促，李文忠认为“受命而来，阃外之事，有利于国者，专之可也”，遂停止向目的地继续行军，转而进军增援大同。与大多数元代遗留下来的城池一样，大同也没有像样的城墙防御，故元将脱列伯“悉锐来攻”，势在必得。李文忠亦“分军为左右翼，身当前锋，奋击”，从寅时到辰时，终于以压倒之数击溃了来犯的元兵，生擒脱列伯，俘获马匹辎重无数。脱列伯被押至军前，李文忠命“解其缚，与之共食”，脱列伯随后亦臣事明廷。此役之后，顺帝“知事不济，无复南问矣”。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思忖，这一切说明了什么问题？从前述一系列事件看，徐达所统明军规模庞大，秩序井然，训练有素，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他们首次深入到复杂多变的边陲地带，在那里，汉人或非汉人军官们对元朝的效忠意识非常淡薄，他们往往只是象征性地稍作抵抗便被劝降了。但是，民族混杂，生活方式兼而有农耕和游牧的西北地区，此后将一直给明朝的边防稳定制造麻烦。不过，尽管徐达在临洮就对1200公里外由北平进发而来的部队有节制权力，但这一切人事之上，统筹全局的仍是坐镇南京的太祖皇帝。明朝急剧膨胀的国家机器仍为中央牢牢掌握。

到了八月，太祖遣都督佥事吴祯持敕书到临洮谕大将军徐达，告知他如何安排新附的临洮、兰州、庆阳以及太原诸地的人事和防务，并令徐达在事后回京“定议功赏”，重新商讨“定边之策”。

临洮于洪武二年四月归附，但五个月后，吐蕃即以兵势威胁临洮。如明军守将韦正所盼，洮河结冰了。明军遂横渡洮河，直捣吐蕃军营。吐蕃军队猝不及防，“大惊以为神”，很快就投降了。“土酋”来降，受到了礼遇，韦正“悉与衣冠，厚遗而遣之”，请他们回去召集部众，归附明朝。韦正的招徕政策深孚众望，“自是，诸部土官相率来降”。洪武二年十二月，太祖诏赦亡匿山谷的李思齐旧部将士，赦文节略如下：

今尔将士，乃有怀思其家、遁藏岩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恋，人之常情，虽新附之众，未能悉知朕怀。朕为民父母，可不矜念？诏书到日，凡逃窜山谷者，毋自惊疑，罪无大小，并行赦之。

不过，尽管蕃人选择了归附，但终明之世，蕃人亦时而与明人茶马互市，时而又发兵侵扰如临洮、河州、洮州等边郡。

洪武三年五月，明左副将军邓愈自临洮率兵进克位于藏族聚居区东缘、临洮以西75公里外的河州，并依上命在这蕃汉杂居之地置河州卫。明军初至河州时，“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到此景，皆欲弃城而去。但卫指挥使韦正力言重建河州，并以之作为“出镇边陲，以拒戎狄”的桥头堡。数月后，吐蕃十八族、大石门、铁城、洮州、岷州等处民众来归。明廷希望更多吐蕃民前来归附，因此派通事舍人巩哥锁南等有蕃人姓名的官员“往西域招谕吐蕃”。到了洪武四年初，蕃、蒙、汉等人杂居的河州已经正式成为明廷有效控制的边陲城镇。明廷以前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为河州卫指挥同知，“子孙世袭其职”，朵儿只、汪家奴为佥事。接着，明朝以河州为中心设置了更多星罗棋布的卫所作为边陲军事据点，主要有在岷州等处设立的千户所8个，在洮州设立的军民千户所1个、百户所7个，另又于阶州、文州、扶州、阳咓等处设立汉番军民百户所2个。洪武四年四月，原明夏政权摄礼店元帅府同知、汉蕃千户王均谅赴南京朝贡，太祖命其为文州——地处今天甘肃省南部与四川省交界处，白水河北岸，景色宜人，山林葱翠——汉蕃千户所副千户。次月，在任命何锁南普等人至河州六个月后，太祖又对河州人事作了调整，“以吐蕃来降院使马梅为河州卫指挥佥事，故元宗王孛罗罕、右丞朵立只答儿为正千户，元帅克失巴卜、同知卜颜歹为副千户，同知管不失结等为镇抚。百户及其部属以下，各赐袭衣、文绮有差”。这一人事调整，与马梅等赴阙朝贡之事有关。马梅于隆暑夏日，与孛罗罕等带着马、铁甲、刀箭前来朝贡，太祖“嘉其诚”，担心这些已经习惯了凉爽气候的人难耐南京的炎热潮湿，“宜早遣赴卫”，因而有了上述的封任与赏赐。洪武五年二月，河州卫指挥使司佥事朵儿只、汪家奴赴阙朝贡，太祖也诏赐文绮、袭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