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 在悲剧中提纯——李煜（5）

于是，屈原悲凉地抬起头，向着天空，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仍然要执着地完成他的《史记》；李白在被斥退之后，仍然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李煜，在面对这无边的愁绪时，用宋词的嗓音，轻轻吟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司马迁也早说过：“《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李煜前期词尚未脱花间词之藩篱，风格绮丽柔靡，而亡国之后的词作则是一首首泣尽以血继之的绝唱。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样的气象，断非花间词人所能显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这样的情怀，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怎能感觉得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沉痛，古今又有几人能体味得出？

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这种人，他们承担了常人无法承担的苦难，然后将苦难下的挣扎和呻吟化为文字、画面和旋律，而当多年之后承受了相似苦难的人们看到他们的艺术品时，会从这些文字、画面和旋律中获得慰藉，得到安抚。换言之，他们是用自己的毁灭为代价，成了后世无数痛苦者的代言人。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李煜用自己的生命悲剧，为后人所有生命的沧海桑田做了注脚，为后来所有的天翻地覆做了代言，而他自己的生命，也被这悲剧提纯、升华，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永垂不朽。

王国维对李煜评价极高。他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他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纳兰性德也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可以这样说，李煜不仅把宋词之旅由花间词的羊肠小道引向了婉约词的宽阔大路，更为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埋下了伏笔，是承前启后的宗师。

李煜死了，被毒死在一千多年前他四十二岁的生日宴会上。对于天才来说，四十二年似乎都太长，因为就在被囚禁的四年时间里，他就改变了中国极其重要的诗歌——宋词的发展方向。从那时候起，人们都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皇帝词人，而人们更会记住，这个叫李煜的男子，就是词人中的皇帝。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赵匡胤在部下的支持下发动“陈桥兵变”，在亲信石守信、王审琦等的接应下，兵不血刃，顺利夺取了政权，宋朝建立。

文人的黄金时代

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为了使自己的王朝长治久安，总是把总结前朝灭亡教训提到很重要的高度。汉朝统治者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主要是施行暴政，唐朝的皇帝总结隋朝的灭亡原因主要是滥用民力，而经过了五代的变乱，又是通过不光彩的军事政变登上皇位的宋太祖赵匡胤，总结出的五代各朝相继覆亡的根源就是武人专权。

“陈桥兵变”半年之后，一次晚朝结束，赵匡胤约石守信、王审琦等大将喝酒，酒过三巡之后，太祖似乎不经意地说：“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当皇帝。但是当皇帝之后我却天天无法睡觉，还不如当个节度使轻松。”

石守信等人不明原因，宋太祖解释说：“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来坐呢？”

几位亲信这才明白皇帝对他们已经有了猜忌，急忙申辩：“今天下已定，谁还敢有异心？陛下大可放心。”

赵匡胤说：“不然，如果你们的部下想图富贵，把皇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拒绝吗？”

几位部下吓得酒也醒了，慌忙涕泣叩头，赵匡胤见时机已到，趁势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攒钱财，使子孙不受贫穷，再多买美女歌妓，舒舒服服过日子。”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称病辞职，宋太祖趁机解除了功臣们的兵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目睹过五代军队兵变、武人专权、政权不断更迭的赵匡胤认为，文人掌权，最多不过是贪污受贿，而武人专权，则很可能危及自己的统治权。因此，从宋朝建立开始，宋太祖首先用“杯酒释兵权”之计解除了大将的兵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原属臣下的权力收归君主，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对武将的权力进行限制的同时，宋太祖对文人则实行了十分宽松的政策。

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秘密叫人刻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藏在皇宫，覆以黄布，从来秘不示人，每当新皇帝即位后，就由不识字的内侍小太监陪同，揭开黄布，由新皇帝默读誓词。因此，除了皇帝，谁都不知道碑上的文字。“靖康之变”时，皇帝出逃，宫门大开，人们才得以看到碑上的文字，上面刻有三条誓词：

第一，保全柴氏子孙；第二，不杀士大夫；

第三，不加农田之赋。

——据王夫之《宋论》

这三条遗训，尤其是前两条，在帝王专制的时代是很少见的。

自从王莽首开由汉受禅让的事例以来，前王朝皇帝以及皇族被全数诛杀，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纵使让禅让的天子得享天年，也会设法使他断绝子孙，这是一般的情形。

而后周柴氏却通过整个宋王朝的运作，即使国都由开封迁至杭州后，也受到皇室的优渥保护。柴氏受宋王朝的宽容待遇长达三百余年，堪称稀有。

——陈舜臣《陈舜臣十八史略：文治时代》

的确，斩草除根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中不胜枚举，而宋王朝对前朝皇族的恩遇，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石刻遗训的第二条在中国也算是小概率事件。

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宋太祖这个遗训实在值得推崇。因此之故，虽然宋代有过新、旧两法的激烈对立，政策言论斗争落败者，至多也只被左迁至海南岛。……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等党争首领，即使失势也没有被杀。

……宋代之言论自由，对社会的进步贡献良多，则是事实。

——陈舜臣《陈舜臣十八史略：文治时代》

后代的宋朝皇帝谨记太祖教诲，终宋之世，竟没有文人因直言进谏而被杀。看过了太多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宋代制定的这一政策实在让人意外，仿佛是历史在这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或者说提前了一大步，直接穿越了元、明、清而来到了提倡言论自由的现代。

宋代善待文士有时候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张邦昌篡位，最后的结果只是让他自杀；即使像蔡京、贾似道这些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也只是被免或者被贬。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匪夷所思的。

善待文臣的另一面，是对武将权力的抑制。这不仅是宋太祖在经历了五代武将专权之后得到的教训，其中也有以赵普为代表的文士们的极力推动。王夫之指出，赵普等人鼓励皇帝抑制武将权力，其实也就是不让他们立下大功勋而分享皇帝对自己的眷顾而已。

但是如果凭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宋代多么重视文官，似乎也太天真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