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王旦的雅量

诗人、学者刘斯翰先生应“说文解字——中华经典古诗文公益课堂”活动组织者邀请，来深圳讲苏东坡的词。先生讲苏轼的生平遭遇：苏轼初反对王安石新法，得罪改革派，被贬黜至边远地带；后蒙召赐还，其时变法失败，朝野皆诋訾新法和王安石，苏轼又为王安石和新法辩护，认为新法和王安石并非如反对者说的那么坏，如此，又得罪了保守派，再次被贬黜至边远地带……

听刘先生讲至此，不禁怦然心动——此正“中庸之道”也！当年在学校，张振林先生讲容庚先生逸事：某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学校召开教师政治学习会，会上揭批运动中被打倒的大人物。轮到容庚先生发言，先生慢慢悠悠地说：某某嘛，也是不得已的呀……于是先生被批政治上不够敏感清晰云云。先生被当场批评，但面色安泰，步履从容。走回家的路上，沐风观花，如闲庭信步。这一情景，一直在我脑海中。先生境界，令人神往之至。容庚先生如苏轼一样，可谓深得中庸之道。《礼记》云：“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宋朝寇凖与宰相王旦在许多事情上意见屡有不合，寇凖为人磊落但性子急，不免经常在背后说王旦的坏话，甚至经常向皇帝告王旦的状，打小报告。王旦却从不说寇凖的坏话，每当皇帝问王旦关于寇凖的为人品格和为政能力时，王旦只称赞寇凖的优点，不说他一个字的坏话。时间久了，皇帝纳闷：这王旦的城府也太深了吧？于是就把话挑明了：寇凖经常在朕面前说你不好，你却经常在朕面前说寇凖的好，这是为什么？

王旦缓缓回奏：微臣也是人，听到坏话内心也会有感触甚至气恼，但是，人不能跟随自己的情绪走，身为宰相更要克制。臣位居宰相多年，朝廷人多事繁，难免会有疏忽和失误，寇凖说的都没有错。虽然年轻人言辞尖锐，但他的用心是好的，而且为人非常能干，是他这一级别官员中的佼佼者。他到陛下面前说臣的不是，可见他没有什么隐瞒，不考虑个人的利害，没有老于世故，不圆滑，我大宋朝就需要这样忠直的官员。

皇帝因此更敬重王旦。寇凖任枢密院直学士，王旦的中书省有文书送给枢密院办理，有时候因为王旦手下的人起草的文书不合乎格式，寇凖会上报，王旦因此受到皇帝的批评。但王旦对此不介意，只交代手下人今后注意，并按规矩处罚堂吏，即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员。有一次，寇凖的枢密院送来文书，也不合诏令的格式，王旦手下人认为报复寇凖的机会来了。但王旦只是让人把文书送还寇凖，请他修改后重新送过来，再上报皇帝。寇凖两下对比，深为叹服，非常惭愧。他问王旦：您怎么会这么大度呢？王旦没回答他。

寇凖曾经向王旦求官，王旦回答：朝廷的官怎么能私下求呢？寇凖为此很不高兴。过了不久，朝廷便任命寇凖为节度使同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寇凖入朝拜谢皇帝，皇帝说：这是因为丞相王旦一再向朕举荐你。寇凖万分惭愧，自觉德量远不及王旦。自己虽忠直为公，但却常常会因为一点不如意而发牢骚，生怨气，跟王旦比，真是差得太远了。

寇凖生活习惯讲究，在担任地方要职时，过生日大操大办，被人举报。真宗皇帝阅奏，很生气，对王旦说：“这个寇凖，过个生日，比给朕过生日还奢华，怎么回事？”王旦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寇凖是个有德有才的人，不会如此无知！”真宗皇帝听了，遂不再过问此事。

孔子说“以直报怨”，实在是处理人与人矛盾、息讼平怨的无上法宝。遇事待人，能“以直报怨”，可不是什么人都轻松做得到的，必须先有宏大的器量，有仁者的胸怀，“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如苏轼、容庚先生，皆仁者君子也，才会在汹涌的群体情绪中，从容地做到不偏不倚，而不是走极端，随大流。反过来说，谁违忤我，我就封杀谁、抵制谁等，只能激化矛盾，而坚定对方之心，集敛怨恨，没有丝毫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