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清议的价值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是《诗经·郑风·将仲子》中的一段，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我的二哥哥耶！别翻墙到俺家的菜园来，也别攀折院墙边上的檀树。我不是心疼菜园和檀树，也不是不想你，就是怕别人议论咱俩。我其实像你想我一样想你咧！但人言可畏，我不敢公开和你约会。”

套用陕北民歌的格式，大约如此：“到菜园不见妹妹个人，翻墙爬树进后门；哥哥你别到菜园来，折断了檀树丢不起人。青檀树啊冒高高，哥哥想你受不了；不是妹妹的把心瞎，外人看见说闲话。”

对此诗，从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此“淫奔之辞也”，太不要脸。一种说：这哪里是不要脸？这明明是要脸嘛，女子战战兢兢地谢绝男子，是害怕父兄及邻居发现，内心存人言可畏之念，能守住底线，“大有廉耻”，怎么能说是淫奔呢？

我同意后者。

“不学诗，无以言。”推衍开来理解，这首诗说的是人心里对别人的议论有所顾忌，有所敬畏。

先秦立闾师，设乡校，目的是存清议于州里，所以子产不毁乡校，为孔子所赞赏。至于两汉，朝廷选拔人才，首先要看社会上对此人的议论如何，如果这人有不好的名声，那一辈子就完了，所谓“一玷清议，终身不齿”。汉武帝急于求才，下诏求贤，说“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即读书人，有的人有不好的名声，但是只要有卓异的才能，就可以为朝廷使用。汉武帝这个政策，遭到了后来许多人的批评，认为他急功近利，开了坏风气的先河，以致西汉尽管国力强大，但人才士风不如东汉淳善。东汉时候的人，很注重别人对自己的议论，以至于产生了职业评论家。“惟仁人能爱人，能恶人”，汝南平舆的许劭和许靖兄弟俩，因为善于品评人物，成为汝南评论界的权威，俗谓之月旦评；凡是能获得他们兄弟一句评语的，哪怕是挨他们一句骂，当时的人都跟中了奖一样感到荣耀。曹操和袁绍都是汉末豪强，也很敬畏许氏兄弟，曹操百般恳求许氏兄弟给自己一个点评。被磨缠得无奈，许劭给了曹操一句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得了这一句话，满意而去。而同在汝南的袁绍，乃豪强贵族官二代，他从濮阳令卸任回家的时候，带着豪华的车队和众多仆从，一路玩耍，十分高调。但是，即将进入汝南郡地界的时候，袁绍竟然辞谢宾客，遣散随从，一下子很低调。众人不解，问为什么，袁绍说：哎呀呀！我这样的排场要是让许劭先生看见了，那怎么得了！袁绍竟然一个人轻车简从回家了，丝毫不敢嘚瑟。

从前，因为人顾及自己的名声好坏，所以清议存焉，“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有的人竟然因为清议加身而一辈子沉滞不得志，比如写《三国志》的陈寿。他父亲去世，陈寿热孝在身，依礼当严谨守孝，生活越清简越好，不能贪图享受和娱乐，否则一旦被人发现，就不得了了。陈寿因悲伤而生病卧床，家里的丫鬟捧了一碗汤药给陈寿喝，这一情景，正好被前来拜访他的一位客人看见了。这个客人到外头一说，引起了众人的议论，认为陈寿在守孝期间竟然使用丫鬟，这就是贪图安逸。陈寿被这样议论，还不能辩驳，辩驳只会更麻烦。更严重的是，朝廷竟然因此清议而很多年都不用陈寿。

阮简的父亲去世，他严谨地守孝。但是，一次去拜访县令，县令用酒肉招待他，阮简不好不给主人面子，就简单地吃了一点，这事被人知道了，引起清议，阮简“废顿几三十年”，几乎把一生毁了。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说，“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将自己的本家兄弟比喻为南朝宋时期非常有才华的谢惠连。可是，这个谢惠连，父亲去世，他守孝期间，应别人邀请写了几首诗，招致清议，舆论认为他守孝期间内心不够谨敬，居然操弄雕虫小技，甚为轻浮，“坐废，不豫荣伍”，也把一生功名毁了。

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大腕儿，因清议而被毁废，没名的士人因此被毁的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前人却从不替他们惋惜，也不太同情他们，更无人为之叫屈。因为在前人宏大的思维里，不会拘泥在一个人的遭遇上面。他们认为，清议也许对人过苛，但是，因为清议在，价值观就在，标准就在，人被毁废，恰恰向世人昭示了清议的价值、标准和底线。所以，顾炎武感慨道：“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

到了明朝，朱元璋很重视清议，他下令每里必须设立两个亭子作为公共设施：一个是表彰好人好事，曰旌善亭；一个是彰显坏人坏事，曰申明亭。明末大儒孙奇逢，日子过得很穷，因为他对人的评价在官府每年的乡邑士绅的考核中很起作用，许多人平时都向孙先生贡献财物，以求能获得美言，虽有如此便利，但孙先生全部拒绝，丝毫不取。

清议就是让人说话占地方，连说话都不占地方的时候，甚至不让说话的时候，干戈必然至矣。这一点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清议也有误国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