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庄子其人，逍遥人间而无有比肩者。《庄子》其书，历经千年坎坷，理解者太少，误解者太多。直至今日，庄子的哲理思想，还需要重新认识。如何传承《庄子》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宝藏，尚需正本清源。

最为严重的，是《庄子》的版本问题。

《庄子》原始本流传于战国，编成者应为庄周弟子。成书的年代，应在庄子殁后至战国晚期。原始本共有二十余篇，五万余言。其中内篇七，是庄子自撰，庄子在世时大概已有流传。外篇，为庄子弟子或后学编撰成篇。题为二字的，应为弟子后学所撰。撰写或编辑者应有蔺且，魏牟，其他篇则是其他弟子或后学所编撰。

西晋崔譔注本有二十七篇。向秀“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注《庄子》二十六篇。崔、向所注，均依原始本。

第二种版本，是汉初刘安本，由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辑，共有五十二篇，计十余万言。成书当在刘安生前。司马迁《史记》所述即此本。唐陆德明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晋书》记载：西晋泰始年间司马彪“任秘书郎，转丞，注《庄子》”。司马注篇目依刘安本。

第三种版本，是郭象注本。郭本把向秀本和刘安本拿来，删削原文，任意编织，做成了一盘杂拌。郭本流传后世，影响大，争论也多。

据《晋书·向秀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

郭象取向秀之注，编辑、点定，又“以意去取”，择刘安本若干篇，增至三十三篇，分成内、外、杂篇，计六万余言。郭象删《阏弈》《意修》《危言》《游凫》《子胥》等整篇，以及他篇的部分，如今要确切清理，几乎无望；要恢复原貌，已经十分困难，除非有新的资料出土。

《经典释文》注《胠箧》提到“元嘉中郭注本及崔、向永和中本”，证明在东晋永和年间，向本与崔本均有流传。至晚在南朝宋元嘉年间，郭象本已广为流传。今天的通行本，基本面貌来自郭本。向秀本则不传。猜测其原因，帝制时代严密的思想钳制和不时发作的文字狱，必然要考虑在内。向、郭二人有区别：毕竟向秀试图融合儒道，但总还是“顺着”庄子的意思说；而郭象全是“逆着”说，上下其手，将《庄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郭象注庄，作于惠帝之世。《晋书》说，东海王司马越对郭“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司马越作为八王内争的后来居上者，于306年挟持惠帝并主政，同年惠帝中毒身亡，司马越立怀帝。310年，司马越挟首都官吏、军队、府库南迁。311年怀帝密令苟晞讨伐司马越，越在项城“忧惧而死”。《晋书·苟晞传》说：“越得以宗臣遂执朝政，委任邪佞，宠树奸党。”而“操弄天权，刑赏由己”的亲信中，郭象在列。郭象312年就死了，显然与司马越失势直接有关。

通行本以郭象本为依据，后世又多有误解和误改，致使《庄子》越发面目全非。《庄子》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在于郭本作伪而造成的灾难。

战国时代，以竹简编册，极易散乱错佚，经历汉、魏，直至东晋，纸质的书籍才普遍流行，而版本也相应固定下来。从竹简到纸张的历史转变，其间的承接交错，对于《庄子》版本的形成和流传，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各种版本的形成和后来的考证，几乎都集中在晋代，实乃事出必然。

目前的《庄子》研究，面临一系列难题：

第一，《庄子》通行本结构有残缺。尤其是横遭删削的文字已经很难恢复，让人不胜慨叹。

第二，《庄子》通行本内容有掺杂，尤其外篇和杂篇的选择和编排，给后人的阅读理解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今人读庄子，面临太多的障碍，可以说是层层有陷阱，处处有藩篱。

第三，《庄子》通行本文句注解有歪曲。注家随意取舍内容，肆意篡改字句文义，以讹传讹，层层叠加，使得《庄子》原文不传，真义不彰，误解流行。而历史地形成的某种治庄“标准”话语，更容易使读者陷入封闭的逻辑框架，流弊至大，害人至深。

今天的学者，除了等待并期盼考古发掘有新的文献出现，还须广泛搜求，认真考据，纠正偏误，努力接近《庄子》文字的原貌，发掘其真义。这个目标，也正是作者为写作《庄子真义》所确定的根本任务。

直至目前，国际流传和外文翻译也存在很多难题。《庄子》外文翻译一直面临重重困境。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所据版本有根本缺陷，即使翻译家再好，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人较早英译《庄子》，而且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冯友兰；冯氏通过书名，给庄子冠上一顶“道家”的帽子，然后通篇谈论郭象如何发展道家哲学并登上“顶峰”。在这本英文《庄子》中，哲学的议论，几乎全用西方流行的几个概念来裁剪。由此一例即可知，郭象的篡改，对《庄子》的流传，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

我们不满于掺了假的《庄子》，不满于被遮蔽了真面目的庄子；我们一定要努力追寻《庄子》的真意义，庄子的真精神！当今世界迷思甚多，迫切需要《庄子》来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