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高宗赵构 第三节 自食其果：秦桧擅权

杀害岳飞和与金议和是双管齐下、同时进行的。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岳飞被害的前一月，南宋与金朝再次达成和议，主要条款是：南宋向金称臣；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割唐州、邓州二州及商州、秦州二州的一半给金；南宋向金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除此之外，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的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等于金朝强令高宗不能罢免秦桧，金人为何如此信任敌国的宰相，个中缘由还得从秦桧南归谈起。

靖康之变时，秦桧任太学正，对金态度强硬。被俘北上后，他却见风使舵，开始讨好金人，并暗中投靠了金朝左监军完颜昌（又名完颜挞懒）。建炎四年，完颜昌进攻楚州，秦桧也随军南下。十月，他与妻子王氏带着大量随从和财物，投奔涟水军的南宋水寨，然后航海抵达当时的宋廷所在地越州。他自称是杀了监视自己的金兵，夺舟来归，而当时就有不少人对他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带着众多家眷和奴仆，满载众多财宝，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亡命逃归，所以，有人推测其是由金人秘密放归南宋的。

尽管秦桧的行踪极其可疑，但是靖康年间他对金的强硬立场，此时成了他欺世盗名的政治资本，在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的引荐下，秦桧受到高宗的接见，他随即向高宗献策：“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这条计策的要害之处在于，要南宋将其境内的北方移民都遣送回金人占领的北方，由于南宋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和将领都来自北方，此举无异于南宋自动解除武装，彻底向金人投降。就是这样无耻卖国的“良策”，却正中高宗下怀，在满朝一片抗金呼声中，秦桧理所当然地被高宗视为开展投降活动的得力助手，以致高宗兴奋地对范宗尹说：“秦桧忠诚过人，朕得到这样的大臣，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了。”绍兴元年二月，秦桧归朝仅三个月，高宗就任其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职，而秦桧的权力欲望并没有因此得到满足，他四处扬言自己有“耸动天下”之策，暗示如果高宗拜他为相，他当为求和之事出力。八月，高宗果然升秦桧为右丞相，希望能在他的活动下早日求和成功。但秦桧上任后，干的事却是大力培植党羽，排挤左丞相吕颐浩。秦桧结党营私、独揽大权的野心，引起了高宗的警觉，而此时金人仍然不断发动对南宋的进攻，求和之事毫无进展，高宗对秦桧也开始失望和不满，所以，当秦桧重弹“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陈词滥调时，高宗一反常态，勃然大怒，责问道：“朕也是北方人，你让朕上哪儿去？”绍兴二年八月，任相刚满一年的秦桧，就被高宗罢免了。

罢相后的秦桧不敢再露锋芒，而是韬光养晦，待机而动。他先是曲意逢迎主战派领袖、右丞相张浚，使张浚误以为他只会迎合己意，容易控制，于是再次引荐他入朝，并很快升任为枢密使。随着张浚的失势，秦桧又投靠了左丞相赵鼎，对其唯命是从，获取了他的充分信任。同时，由于王伦使金带回了金人有意讲和的消息，高宗又想起了主和最卖力的秦桧，也有了再次重用他的打算。绍兴八年三月，高宗任命秦桧为右丞相。秦桧再次做宰相后，表面上仍对赵鼎十分恭敬顺从，内心却已将其视为政敌。此时，高宗与金朝的第一次议和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赵鼎虽不反对求和，但在割地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合高宗的心意。秦桧趁机向高宗进言，说满朝大臣都畏首畏尾，不能承担“大事”，如果高宗决心议和，就请单独与他商议，不许群臣干预，实际上是要求高宗罢免赵鼎，让他独居宰相之位。高宗欣然同意，将赵鼎罢相出朝，从此开始了秦桧独相的黑暗时期。

秦桧上台后，拼命迫害那些反对和议、坚持抗金的官员，除了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岳飞外，他还将张浚、李光、洪皓等与己政见不合的官员赶出朝廷。为了控制言路，他还将有监察弹劾百官权力的台谏机构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其中，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对于朝中官员，顺者昌、逆者亡，只要是不愿阿附秦桧的，台谏们就会罗织种种罪名，对其进行疯狂攻击。如广西经略胡舜陟，以“非讪朝政”下狱，死于狱中；绍兴二年进士第一名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被贬官。

为了确保自己的权位，随时窥探高宗的动向，秦桧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他把自己的孙女嫁给高宗吴皇后之弟吴益，取得了吴皇后的庇护。高宗有一个十分宠信的御医，叫王继先，秦桧就让妻子王氏与他认为兄妹，以便通过他来刺探宫中消息，并对高宗施加影响。高宗曾说：“秦桧是国之司命，王继先是朕之司命。”可见二人的影响力之大。

秦桧虽然对朝臣专横跋扈，但为了避免引起高宗的猜忌，他在高宗面前总表现得小心谨慎。一次，秦桧妻子王氏应吴皇后之邀，进宫赴宴，席间上了一种青鱼，吴皇后问王氏有没有吃过这种鱼，当时秦桧家中有各地上贡高宗的贡品，王氏就照实回答说吃过，而且比宴席上的鱼还大。王氏回家后，将这件事告诉了秦桧，秦桧当即埋怨她“不晓事”，贡品只能皇家享有，自己家也有岂不是犯上欺君之罪？第二天，秦桧故意命人将数十条大鱼当作青鱼送进宫去，吴皇后不知这是秦桧之计，笑道：“我就说哪里有许多青鱼，原来是夫人认错了。”秦桧之诡诈由此可见一斑。

高宗并非昏庸之君，对秦桧的结党弄权，他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过多干涉。这一方面是因为秦桧排挤主战派、苟安投降的路线深合高宗心意，高宗也明白屈膝求和会遭到极大非议，有秦桧在幕前张罗，自己就可以无须出面，避免投降的骂名。因此，高宗对秦桧极尽宠遇，赐田宅府第，还特许其在府第旁营建家庙，以鼓励他在讨好金人、钳制舆论上更加卖力。另一方面，秦桧通过内外勾结，培植个人势力，其党羽遍布朝野，逐渐形成了君弱臣强的态势，因而高宗即使心有不满，也不能轻举妄动，只有暂时安抚。秦桧死后，据高宗自己说，他每次接见秦桧，裤内总藏着匕首，时刻提防秦桧有什么不测的举动。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重，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加紧策划让其子秦熺继承相位。秦熺凭借秦桧的权势，先成为科举榜眼，接着一路高升，6年之间就官至知枢密院事，地位仅次于秦桧。高宗之所以容忍秦桧，是因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如今秦桧将死，高宗当然不愿意看到另一个权相来威胁自己。十月，高宗亲临秦府探病，病榻旁的秦熺迫不及待地问：“由谁代任宰相之职？”高宗冷冷地答道：“这件事不是你应该参与的！”等于明确拒绝了秦熺继承相位的要求，秦桧父子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次日，秦桧、其子秦熺、其孙秦埙和秦堪被一起免官，得知高宗的旨意，秦桧当夜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