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英宗赵曙 第一节 仁宗丧事：哭丧非亲子

英宗赵曙，真宗弟商王赵元份（前为雍王，后改封商王）的孙子，濮王赵允让（谥号安懿，又称濮安懿王）的儿子。嘉祐七年立为皇太子，封巨鹿郡公。嘉祐八年仁宗驾崩，英宗继位。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他很幸运。但他体弱多病，继位之初便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后虽亲政，但不久便病故，在位仅5年，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继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

英宗本名赵宗实，是濮王赵允让的儿子。他4岁时就被仁宗和曹皇后接到宫中抚养，后因仁宗的亲生儿子出生，才回到王府。仁宗三子相继夭折之后，由皇后抚养了四年的宗实本应被召回宫中，但此时仁宗非常宠爱贵妃张氏，自然希望能有个亲生儿子。因此，收养宗子的事便一拖再拖。由于仁宗晚年多病，一直未能得子，在韩琦、司马光等朝中大臣的反复劝说下，才最终下定决心，准备建储。

异常巧合的是，英宗的生父濮王赵允让也有相似经历。赵允让是太宗第四子商王赵元份的儿子，也是宋真宗的侄子，真宗在所立的悼献太子赵祐夭折后，一度将赵允让接到宫中养育，准备立为太子，后来仁宗出生，方又将赵允让送回王府。赵允让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对母亲的孝顺。一年夏天，他的母亲楚国太夫人偶感风寒。尽管酷暑难耐，但为了母亲的健康，允让坚持陪母亲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楚国太夫人去世，他异常悲痛，出丧时，披麻戴孝步行十余里，扶棺至顺天门。赵允让这一至孝的品行，似乎全都遗传给了他的儿子英宗。

嘉祐六年的一天，仁宗召见韩琦等朝中大臣，告诉他们自己早有立太子之意，并咨询韩琦等人，究竟应该立谁为太子。看来此时仁宗尚且举棋不定，在没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他似乎难以做出决断。然而，韩琦诚惶诚恐地回答：“我等做臣子的岂敢议论这样的大事情，还是圣上您独自裁断。”这无疑是在故意回避所讨论的话题，于是仁宗只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此前宫中曾抚养过两个宗子，年龄小的性情非常纯朴，但有些木讷，年龄大些的那个表现还不错。看来仁宗心中已有较为成熟的考虑。于是，韩琦问这个宗子的名字，仁宗说叫赵宗实，得到仁宗的明确答复后，韩琦等人便齐声称赞圣上英明，从此遂定下了太子人选。

然而，赵宗实对太子名位却并不是非常感兴趣，他接到宗正寺的任命后，一再推辞，不肯接受。在中国古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了取得皇位继承权，许多宗室子弟相互争斗，甚至骨肉相残，而赵宗实却力推不就，两者形成鲜明对比。其实，这与他老成持重、恪守孝道的性格有关。一方面，此时宗实正居父丧，笃孝的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因皇子之位而有亏孝道；另一方面，他一夜之间忽然得到天下最为尊贵的位置，不知是祸是福，前途未卜，而且，他已经有过被接进宫后又被送回的经历，因而更能体会皇宫内的种种情形，或许是其中的诡诈与钩心斗角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他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了恐惧。

就这样僵持了一年多，在群臣的劝说下，仁宗于嘉祐七年八月决定正式立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赵宗实此时父丧已除，但他仍不愿接受太子之位，以生病为借口数十次上书推托。王府记室周孟阳是宗实的亲信，他质问宗实这是何故，宗实回答道，不敢求福，但求无祸。他似乎有着某种莫名的恐惧，在他看来，太子之位不一定是好事，反而有可能招致灾难。周孟阳开导他说，现今天下人都知道您是皇位的继承人，您一直推托不接受，假若让别人登上皇位，您就能平安无事吗？显而易见，周孟阳的一番话正中要害，也正是宗实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一旦他人成为太子，宗实不但永无宁日，恐怕还有性命之忧。宗实听罢，才恍然大悟，勉强接受了任命。将入宫时，他对家人说道：“一定要照看好房舍，皇上若是有更合适的人选，我会立刻回来的。”这表明他对太子之位尚无足够的把握。因此，进宫时除了几箱书，他几乎没带随从和行李。

半年后，仁宗驾崩，赵曙奉遗诏继承大统，是为英宗。英宗即位后前几天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才干，赢得了群臣的拥戴。不料好景不长，继位后第四天晚上，英宗忽然得病，连声大呼有人要杀他。至第八天，为仁宗举行大殓，英宗病情突然加重，在先皇灵柩前号呼狂奔，在场众人不知所措，丧礼也无法正常进行。幸亏宰相韩琦当机立断，拉下帷帘，抱住英宗，又唤来几名宦官，要他们加意护持，实际上是要他们死死看住英宗，不许他乱说乱动，从而避免了更为尴尬场面的出现。

英宗自得病以来，情绪十分不好，不仅对宫中的宦官、宫女随意责骂，而且对曹太后、朝中大臣也甚为不恭。一次，宰相韩琦端着药送到英宗嘴边，英宗只饮了一点就推开了，汤药洒了宰相一身，恰巧被曹太后看见，便忙命人取衣给韩琦换上，韩琦非常谦恭，认为这是作为臣子应该做的事情，因而不敢劳动太后。曹太后由衷地感叹道：“相公殊不易。”皇子在近旁端药服侍时，英宗也不闻不顾，而对曹太后，他的态度更是恶劣，不仅不予理睬，甚至还常常揶揄挖苦，使曹太后非常难堪。可见英宗的病是精神上的，病根在心里，他拒绝服药，似乎也自有他的道理。

更不可理喻的是，这一年十一月是为仁宗皇帝送殡的日子，作为先皇之子，英宗本该亲自前往拜祭，然而到了那一天，他居然称病不出，致使殡仪不成。在朝野内外的巨大压力下，拖延了四天之后，英宗终于极不情愿地来到集英殿祭奠仁宗。为父皇祭奠当然要痛哭流涕，以示孝行，可英宗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下来，于是群臣大哗。这不仅是感情深浅的问题，在宫廷礼仪上也完全说不过去，于是礼官便想出一个办法，决定自今开始采用新法，名曰“卒哭”，从而掩饰英宗对养父之不孝。

英宗心病的因由不得而知，但他与曹太后感情不融洽则是不争的事实，这很可能是英宗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英宗嗣位在一定程度上是曹太后决定的，但曹太后却因谗言的离间，不喜欢这个过继的儿子。这样，英宗继位之初，便出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英宗不能主持国务的情况下，群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权同处分军国事。“权”也就是临时代理的意思，英宗身体一旦好转，曹太后就应还政。但是，由于曹太后与英宗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曹太后就迟迟不肯还政。一次，曹太后竟问韩琦汉代昌邑王的事情，明显有废英宗之意。英宗也对韩琦说：“太后待我少恩。”于是，从稳定国家的大局出发，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朝中大臣在两宫之间做了大量的调停工作。

欧阳修劝曹太后的话很是婉转恳切，他说：“当年仁宗宠妃张氏是何等骄恣，太后您都能心平气和地容忍，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今天您和义子之间反而不能容忍吗？先帝在位日久，有恩于天下，故一旦逝世，天下人拥戴新帝，不敢怀有他意。今日，太后您一位妇人，臣等五六个书生，如违背了先帝遗愿，天下谁肯听从！”欧阳修这番议论是话中有话，软中带硬，既对曹太后的美德大加褒赞，也明确地要求曹太后遵从先皇遗训，不得有二心。曹太后听完这番类似溜须拍马的肺腑之言，长时间沉默不语，这表明她内心深处已然被触动。作为顾命重臣，韩琦的言语则更为直率，他对曹太后说，臣等只能在外面见到皇上，后宫却必仰仗太后。皇上若失照管，太后也未必能安稳。太后照顾皇上，众人自然拥戴皇上。韩琦这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话完全没有了欧阳修的遮遮掩掩，明确表示要曹太后一心拥戴英宗，甚至用了警告和威胁的口气，迫使曹太后彻底放弃了废掉英宗的念头。曹太后听罢宰相这番态度强硬的话，气得脸色发青，但也只能不发一言，因为她深知，朝廷内外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出现一位像当年刘太后一样权倾朝野的女人。

而对英宗，群臣的劝解则明显没有了对曹太后时的那种绵里藏针和咄咄逼人，更多的是和颜悦色的引经据典、真心实意的谆谆教导。司马光对英宗说，生育之恩大，养育之恩更大，希望英宗能像东汉章帝那样孝顺太后，这样朝廷内外的谣言就会自行消散。显然司马光还是力图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进行劝解，而以果敢著称的名相韩琦的劝说比起司马光则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韩琦对英宗说道，官家之有今日，皆太后之力，恩不可不报，然即非天属之亲，愿加意承奉，便自然无事。接着又诚恳道，自古圣帝明君不算少，但独称舜为大孝，这是为何呢？父母慈而子孝，这是常人都能做到的，不值得称道。唯有父母不慈而子能尽孝道，这才值得称道。只恐官家尚未做到这一点，父母岂有不慈爱子女的！韩琦这一席话，实际上是肯定了英宗对曹太后的指责，即认定曹太后有不对的地方，以此为大前提方才展开议论，无非是想告诉英宗，虽然太后不是亲生母亲，或许也缺少慈爱，但如果您仍然能够尽孝，那才是能与圣人相媲美的美德，天下人最为敬仰这样的圣明君主。英宗听罢大为感动，因为表示对曹太后尽孝，一来可以控制关于母子不和的谣言，收揽人心，为自己日后亲政做好铺垫；二来可以树立一个至孝的明君形象，而这正是英宗梦寐以求的，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从此以后英宗再也不当众数落太后的不是，再加上韩琦面对不利于英宗的流言蜚语丝毫不为所动，众人知韩琦一心拥戴英宗，谣言也就渐渐少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为了盼望英宗早日康复，朝中群臣费尽心思，拟出年号“治平”二字，治者，天下大治也，同时也蕴含皇上疾病得治之意；平者，天下太平也，同时也包含了盼望英宗平安的意思。虽然韩琦等人的调停使英宗与曹太后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缓和，但是，眼看英宗的病一天天好转，曹太后却仍没有还政的意思。于是，为了表示自己已能料理万机，英宗于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一群臣僚的陪同下，乘车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和醴泉观祈雨。由于这是新皇帝病愈后的第一次出城，道路两旁围观的百姓很多，不断传来欢呼声。据说，韩琦为了证明英宗精力充沛，基本可以做到不知疲倦地处理政务，还于某日拿出10件急需处理的公务请求圣裁，英宗一一做出了正确批复。韩琦拿着已有批复的公务又去请示曹太后，不出所料，“太后每事称善”，很是满意。

这样，包括制造舆论在内，迫太后还政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剩下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来促使曹太后自己提出撤帘的建议。一天，群臣向曹太后禀事，待同僚退下后，韩琦单独留下，请求太后允许他辞去宰相之职，到地方为官。曹太后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明白了宰相的意图，道：“相公安可求退？该退的是我，老身当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韩琦明知曹太后的话并非出自情愿，却马上顺水推舟，历数前代那些贪恋权势的垂帘者，又说今日皇太后慨然允诺皇帝亲政，是前代那些人所不及的。曹太后听得不耐烦，正要起身回宫，韩琦赶上前，追问道：“台谏也有章奏，请太后还政，不知太后决定哪一天撤帘？”曹太后也不回答，起身就走。韩琦环顾左右，大声命令仪鸾司撤帘，帷帘拉开，犹能见到屏风上面曹太后衣服的影子一闪而过。曹太后见大势已去，朝中大臣都执意要求自己还政，于是，当天便从宫中传出手书，表示要还政于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