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国际援华路线

滇缅公路通车，使得中国拥有了四条可获取外国军事援助的路线。此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虽然偏安西南大后方一隅，但是仍可借此恢复战力，坚持抗战。

这四条国际援华路线分别为：

一、以中国香港为据点，由华中、华南沿海各地通向中国内陆的路线，即所谓香港路线或走私路线。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难以完全封锁香港（或走私）路线，无数帆船仍活跃于华中、华南沿海，向内陆渗透并运输物资，其运输量相当可观。日军虽随时实施封锁作战，企图予以压制，但不能直接掌控香港。

二、经中国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的路线，即所谓西北路线。该路线距离遥远，且只是穿越辽阔荒野的汽车路，因而运输量较小。但因日军对该路线缺乏封锁压制的手段，西北路线就成为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

三、连接越南海防和中国云南昆明的路线，即所谓法属越南（时称“安南”）路线。该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以海防为起点，沿滇越铁路及与其并行的滇越公路分别到达昆明的路线；另一条是以海防和先安为起点，穿过南宁通往中国内陆，这是运输量最大的路线。

四、连接缅甸仰光、腊戍和中国昆明的路线，即所谓缅甸路线。该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曼德勒至腊戍为铁路、公路并行；再向北即为滇缅公路，由畹町进入中国境内，经遮放、芒市、龙陵、保山、下关通往昆明。其中，滇缅公路自铁道终点的腊戍起，翻越云南省西部险峻的高黎贡山余脉到达昆明，为绵延1232公里的汽车补给路线。

1938年11月8日，自乌克兰敖德萨港开出的英国轮船“斯坦荷尔”号，装载苏联援华的6000多吨武器弹药驶进了仰光港。自此，连接仰光和昆明的缅甸援华路线开始运行。

当时，滇缅公路上的物资运输，主体力量是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下辖的18个运输大队，有汽车3000多辆。此外，全国的27个汽车兵团，有14个也曾被临时调来参加抢运。该项任务为专线运输，即将物资沿滇缅公路运至昆明，交给国防部兵工署所属仓库接收，任务即告终结。为此，运输大队采取了分段运输的办法，自缅甸腊戍运入的物资，入境后多在畹町、遮放和芒市存卸；少数急用的兵工器材，则直接运到保山后再转运内陆。在这一时期，运入的物资主要是汽油，占运入物资总量的13；其他则是武器弹药、美制汽车、医疗用品等。运出的物资主要是国外紧缺的钨、锡等矿产品和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

1939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号召南洋各地侨胞回国支援抗战。当年夏天，陈嘉庚任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向祖国捐献福特牌汽车100辆，动员组织了3030名华侨青年，分9批先后回国参加滇缅公路运输工作，时称“南侨机工”。南侨总会经与西南运输处交涉，将南侨机工编为华侨先锋运输大队，参照军队汽车兵团模式管理运营。1940年春，第一大队成立，派驻芒市；次年3月又成立第二大队，派驻遮放，专任滇缅公路最艰苦路段的抢运工作。但是，因车辆不足，1939年的11个月，经滇缅公路运入的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资共27980吨，平均每月仅运入2000多吨。

但在日军方面看来，这仍然是无法忽视的存在：虽然滇缅公路沿线地形复杂，云南西部横亘着横断山脉，特别是高黎贡山脉海拔在3000米以上，其间有怒江、澜沧江等大河阻隔，山谷间架起的大小桥梁多达370座，但该路线的运输量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准。对于当时中国四条外援路线每月的补给量，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曾作如下估计：

按上述估计，以1940年6月的运输量作比较，越南路线占总数的12，缅甸路线占总数的13。特别是欧洲大战爆发后，缅甸路线运量增加至原来的5倍。

对此，日本政府及大本营为了彻底解决所谓“中国事变”，欲倾注一切力量切断越南、缅甸、中国香港等各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