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1939年春，著名战地记者萧乾来到开通不久的滇缅公路采访，不久在《大公报》发表了报告文学名篇《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时众口传诵——

筑桥自然先得开路。怒江对岸鹰嘴形的惠通崖也不是好惹的家伙。那是高黎贡山的胯骨。一百二十个昼夜，动员了数万工人才沿那段悬崖炸出一条路，那真是活生生一幅人与自然的搏斗图，而对手是那么顽强坚硬。一个修路的工头在向我描述由对岸望到悬崖上的工人时说：“那真像是用面浆硬粘在上面一样，一阵风就会吹下江去。”说起失足落江时，他形容说：“就像只鸟儿那么嗖地飞了下去。”随之怒江自然起了个漩涡，那便是一切了。但这还是“美丽”点的死呢。惨莫惨于炸石的悲剧了。一声爆响，也许打断一条腿，也许四肢五脏都掷到了半空……

沿途我访问了不下二十位“监工”，且都是当日开天辟地的先驱者。追述起他们伙伴的惨剧，时常是忍不住淌下泪来。干活太疲倦，因昏晕而掼下江的；误踏到炮眼上，（被）崩成碎末的。路面高出山脚那么多，许多人已死掉，监工还不知道，及至找另外的尸首时才发现。像去年四月二十五日，腊猛（腊勐）梅子箐发放工资时，因道狭人多，竟有路工被挤下江去。等第二天又有人跌下去时，才在岩石缝隙发现早先掉下去的。

残暴无情莫过于黑色炸药，它眼里没有壁立千仞的岩石，更何况万物之灵可不经一锤的人！像赵阿拴明明把炮眼打好，燃着。他背起火药箱，随了五个伙伴说说笑笑地往远处走了。火捻的延烧本足够他们走出半里地的，谁料他背着的火药箱装得太满了，那粉末像雪山蛇迹般尾随在他们背后。訇的一声，岩石炸裂了，他们惬意地笑了。就在这时候，火却迅速地沿了那蛇迹追踪过来，而且直触着了他背着的火药箱。在笑声中，赵阿拴同他的伙伴们被炸到空中，然后落下江心去了。

更不容埋没的是金塘子那对好夫妇。男的打炮眼，一天挣四毛，女的三毛，工作是替他背火药箱。规定每天打六个炮眼，刚好日落西山，双双回家。

有时候我们怪马戏班子太不为观众的神经设想，而滇缅路上打炮眼的工作情形如果为心灵脆弱的人看到，也会马上昏厥的！想在一片峭岩绝壁上硬凿出九米宽的坦道，那不是唾手可成的。打炮眼的人是用一根皮带由腰间系住，一端绑在崖脚的树干上，然后，人如桥上的竹篮那么垂挂下来。挂到路线上，便开始用锤斧凿眼。仰头，重岩叠嶂，上面是乔木丛草，下面江水沸锅那么滚滔着，翻着乳白色的浪花。人便这样烤鸭般悬在峭壁上。待一锤锤把炮眼打好，这才往里塞炸药。这并不是最新式的爆炸物，因而在安全上是毫无保障的。为了防止它突然爆炸，须再覆上一层沙土，这才好燃。人要像猿猴般即刻矫健地攀到崖上。慢了一步，人便与岩石同休了。

那一天，这汉子手下也许特别勤快。打完六个炮眼，回头看看，日头距峰尖还老高的。金黄色的阳光晒在大龙竹和粗长的茅草上，山岚发淡褐色，景色异常温柔；而江面这时浮起一层薄雾，一切都在鼓励他工作下去。

“该歇手了吧！”背着火药箱的妇人在高处催着他。她本是个强壮女人，但最近时常觉得疲倦，一箱火药的重量可也不轻呢！

他啐了口唾沫，沉吟一阵。来，再打一个吧！

这“规定”外的一个炮眼表征什么呢？没有报偿，没有额外酬劳，甚而没人知道。这是一个纯朴的滇西农民，基于对祖国的赤诚而捧出的一份贡献。

但一个人的体力和神经的持久性毕竟有限，而自然规律原本无情，赤诚也不能改变物理因果。这一回，他凿完了眼，塞完了药，却忘记敷上沙土。

訇的一声，没等这个好人爬远，爆炸了，人碎了。而更不幸的，火星触着女人的药箱。女人也（被）炸得倒在崖边了。

江水还浩荡滚流着，太阳这时是已没山了，峰尖烘起一片红光，艳于玫瑰，而淡于火。

妇人被担到十公里外工程分段的茅屋里，她居然还有点微息。血如江水般由她的胸脯胁缝间淌着，头发为血浸过，已凝成稍粘的饼子。

过好一阵，而且就在这妇人和世界永别的前一刹那，她用搭在胸脯上的手指了指腹部，嘎声地说：

“救救——救救这小的……”

随后，一个痉挛，这孕妇仅剩一缝的黑眼珠也翻过去了。

如前所述，当时龙陵境内路段施工，除本县民工外，另有腾冲、镇康两县支援。其中，怒江西岸木瓜垭口至怒江惠通桥这段最为险峻的路段，大部分摊给了腾冲县，施工路段指挥长是腾冲县政府建设科科长江如溱。萧乾文中所提及的鹰嘴崖（今老虎嘴）、梅子箐、金塘子等地名及感人事例，全部在该路段，牺牲民夫多为腾冲人。萧乾曾写道：“如果有人要为滇缅公路筑一座万人冢，不必迟疑，它应该建在惠通桥畔。”公路竣工之后的1939年5月，素有文化传统的腾冲人果然在松山立碑纪念。碑立了两方，一方是“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纪念碑”，一方是“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位置均在大垭口东南的一个小高地上。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这两方纪念碑均遭破坏而不见踪影。不过，它们曾被当年占领松山的日军拍成照片，留下了影像。

1942年12月30日，即滇西沦陷8个月之后，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野村正男来到松山，采访打到中国大后方最远地带的“拉孟（腊勐）守备队”。31日清晨，他在阵地上溜达时，对公路边的这两方纪念碑产生了兴趣，于是让同伴拍了照片，把自己也摄入了镜头。

野村正男还抄录了“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纪念碑”的碑文，并且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全文引用。这名野村正男，后来在东京审判中担任朝日新闻采访组组长，写了不少报道，还见到了中国派去的曾著有《印缅随军记》的记者张仁仲。

因为野村正男的拍摄和抄录，我们今天知道曾有这两方纪念碑，或许可以借助这些资料恢复它们。

因这两方碑，日军将碑所在的小高地命名为“纪念碑阵地”，当时此处修筑了战壕堡垒，由联队通信中队常驻。而阵地东侧的坡下，就是日军腊勐慰安所。在这地方，日军曾埋了一辆缴获自中国军队的苏式T-26坦克作为固定的钢铁堡垒。1944年中国军队反攻时，将这块阵地命名为“辛高地”。攻克此阵地的，是远征军第103师第308团。

前几年，松山村民在翻地时挖出了“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顶部的一个残件，术语称为“宝鼎”，造型是一个三角形的石框，中心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最初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用日本人拍的老照片一对照，得到了确认。不过，也有人说可能是已经消失的远征军第8军“国殇墓园”纪念碑的残件，因为当时纪念碑宝鼎普遍采用这个造型，而1947年12月第8军所立的“国殇墓园”纪念碑也曾在此处。

从野村正男所拍照片看，“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的正面还刻有不少民夫的名字，但这个资料已经永远消失了。间接保存下来的，是“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纪念碑”的碑文。战后，日军老兵太田毅（野炮第56联队第1大队第1中队观测手、军曹）在其作《腊勐——玉碎战场的证言》、品野实（第113联队第1大队步兵炮小队补充兵）在其作《异国的鬼》中都分别引用了碑文，在后者的中译本《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碑文由该书译者、云南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的伍金贵先生翻译了过来。书中这样写道：

公路弯弯曲曲穿过本道阵地（即滚龙坡）中部，顺斜坡下去不远是个很宽的平台。在公路右侧有一座中国滇缅公路建设纪念碑。

遗憾的是，因为碑文是半文半白的雅言，又经过不知文化深浅的日本记者野村正男倒了一次手，译文质量不是很高。因笔者和云南历史学者戈叔亚先生曾受龙陵县政府委托做松山抗战历史资源普查，对于这个重要文物，当然要尽可能恢复得好一点儿。于是，我曾在微博上贴出日文，征求精通日文的志愿者帮助翻译，最终确定了一份比较好的译文，内容如下：

民国二十六年秋，侵华战争爆发，日军侵入我国国境，各口岸及要道相继沦陷，滇缅公路之修筑已至不可一日轻忽之地。中央政府授意，云南省政府下令沿线各县修路，我县亦奉命于群山深泽之间蜿蜒开路。民国二十七年二月设立办事处动工，二十八年四月竣工。其间，披荆斩棘，掘土削石，县内各区乡负担资粮二百万元，动员民夫五万，其中因瘴疠病亡即二千余之数。今年以来又为公路修补强化动员万人。值此民族抗战危急之际，纵匹夫亦应有其责。居后方为国家奉汗马之劳，与前线将士流血牺牲同具大义，必尽全力而竟其责。为免牺牲民夫湮没无名，将另立招魂碑以记之。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

戈叔亚先生在松山普查时，曾了解到昔日腾冲民工在这里修路的一些情况。据普查工作队成员赵秀龙提供的信息，其舅父李元生当年曾在此修路。李元生是腾冲和顺乡人，1938年被差遣来到这里做民夫，同来的腾冲民夫有5万人。和顺是云南有名的侨乡，乡民大部分都到缅甸、泰国做生意，做生意是好手，但是干体力活不及别人。无奈和顺人只好贿赂路段负责人，分到了大垭口到小立色寨子这一段没有石头、比较好修的路段，大约有一公里长。当时，和顺的民夫住在小立色寨子。

据赵秀龙回忆，他的舅父告诉他：那时民夫风餐露宿，逢集时无法都去腊勐街赶集，就在施工点附近找了一块平地做临时性集市，此地叫作“喂鸡水”。民夫把从家乡带来的干菜和松山老百姓交换。后来日军占领松山，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临时性集市，就叫作“难民街”或者“日本街”。

除了大垭口村出土的这个“宝鼎”，当地还找到了刻有几个人名的巴掌大的石碑残片。依据照片，可以确认是转译碑文中所说“招魂碑”的正文。残片上隐约可以辨认出“陈逢春”“郭崇云”两个名字，他们应该就是筑路中死去的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