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detail.png)
![](/read/listen.png)
民生的艰辛
书名: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作者名:李学勤本章字数:5335更新时间:2024-05-25 14:59:46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江南天气很好,来往拜年的人们似乎也多了喜气。在上海等地,过年还有放灯的风俗,不过到这年十二日,人们都没看到灯会,有些怅然。
元宵节的前一天,在官衙里工作的人们,已经听说康熙皇帝早在正月初六出了京城,南巡江浙。这方面的消息,普通百姓知道得要滞后一些了。
官方内部的确切信息要早得多,提督杨将军接到了正式通知,必须在十三日与江宁巡抚前往接驾,地方各府县官们要准备好彩色布幔、拉船纤夫等。
康熙到了宿迁,与随行的各大臣说:“朕未出京时询户部,知江南全省所欠历年钱粮,自十九年起,共结二百二十余万两。昨入宿迁境内,观民比往岁南巡稍加富庶,则知朕连年蠲免钱粮,大有益于民也。”康熙对其亲政后民力复苏、社会繁荣的局面,颇有得意之色,所以乘兴又说:“今再将历年积欠钱粮尽行蠲免,使官无参罚之累,民无催科之扰。”对自己也提了要求:“朕在宫中,一丝一粟,不敢虚耗。但古人藏富于民,使民安居乐业,可慰朕心!”
皇上的话是金口玉言,说要减轻百姓负担,地方官自然会严格遵照执行。所以当康熙的话传到南方后,民众实感皇恩浩荡。皇上的口谕,很快由各级地方官负责印刷告示,到处张贴,一时民情大悦,万姓欢腾。
一路上行程迅速,二月初二,康熙一行就到了苏州。各地官员百姓跪在路旁迎接,看到皇上的圣驾,都高呼“万岁”。康熙高兴地回应他们:“你们江南百姓俱有寿!”
这个江南最为繁华富庶的地方,着实让康熙流连忘返。康熙住了整整四天,游了虎丘,看了万寿亭。其间还游了灵岩山寺,大和尚出来拜见。康熙问:“你在山中曾见龙虎么?”大和尚答:“虎是时常见的,龙是今日始见。”康熙又问:“你有老婆否?”大和尚恭敬地回答:“和尚有两个老婆:一个姓汤,一个姓竹。”康熙大笑,觉得大和尚很是机智,赏了白银二百两。
二月初七到嘉兴府。初十到了杭州。杭州风光之美,更让康熙舒心。第二天就入西湖游玩,遍历四周名山。十四日以后去了绍兴,祭拜大禹陵,次日仍回到杭州西湖行宫过夜。十六日去了灵隐寺,每到地方,都看到有乞丐拥挤着跪在路边,哀求赏赐,康熙很慷慨,每人都赏银一锭。结果,第二天来乞讨的人更多,康熙下令调取关税银三千两,每人打赏五钱。这样的赏法,连续搞了三天。二十日仍回到苏州,所经之地都是水乡泽国,路上渔船都停在河道边接驾。随从康熙的官船上都用栲栳装满大钱,每遇平民渔船,就散钱打赏,结果民心大悦。
南巡的日子确实让康熙十分开心。起初在他打算南巡的时候,有大臣还上疏阻止说:“圣驾一出,恐劳民伤财。”康熙不以为然,说:“我去,必益于民。”他一入江苏境内,就赦免江南省历年拖欠白银二百二十余万两,到浙江后,又到处散钱给乞丐、渔民等贫民,看来真的是“益于民”了。
康熙还指出:“江浙乃人文之薮,每岁科考试,秀才入学,与乡试举人中式,必该放额,尔督抚酌议名数具奏。”此外,康熙南巡经过之地,相关府县地方官根据不同情况得到奖赏;那些地方犯罪囚禁的人,除十恶不赦外,其余死罪徒流,尽行释放,这简直是“重见天日”。以至后来有人感动地回忆说,康熙南巡的恩泽,即使是尧舜之君也不过如此。
这是康熙大规模南巡之举的第二次。第一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汤斌任江南巡抚,诸事俭约,轻骑简从,到苏州时就住在织造府衙中,远没有这次奢华。盛世巡游江南,在清代好像是一种昭示。后来最成功的仿效者,仅乾隆一人而已。
康熙南巡共计有六次,除正史记录外,野史笔记中都有这位圣主南巡期间的实录和奇闻趣事,十分精彩。第三次在康熙三十八年,第四次在康熙四十二年,第五次在康熙四十四年,第六次在康熙四十六年。后面三次巡游,间隔均只有两年。乾嘉时期的学者钱泳说,康熙的六次南巡,是“天恩温谕,莫可殚述”。最后的一次南巡中,康熙去了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园中有一棵硕大的樟树,树龄据说已达千年。康熙十分喜欢,抚玩不止,回去后忆起此树,还问长得好不好。海宁名士查慎行有诗赞此树称:“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喜,此树江南只一株。”然而,就在康熙盛大的南巡活动结束后不久,这棵树就枯死了。
在很多史料记载和人们的印象中,康熙一朝,往往与其孙乾隆一代并称,说是“康乾盛世”。康熙朝的景象,的确有令人振奋的一面,然而民生的艰辛与天灾的频仍,在康熙朝依然俯拾皆是,令人难以忘怀。
汤斌是康熙朝的名臣,字孔伯,号荆岘,又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顺治九年进士。当时准备修《明史》,汤斌大胆地提出:“《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他援前朝先例,认为史书修纂应秉笔直书,不应该有所讳饰,明末清初的史实书写也应如此:“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清史稿》卷二六五《汤斌传》)要将明末清初的史事完全不做曲笔,显然要冒天下大不韪,触及清朝的隐讳。汤斌的提议虽遭到其他降清大臣的强烈反对,但顺治并未罪责他。
康熙十七年,汤斌被诏举为“博学鸿儒”,接连担任翰林院侍讲、《明史》编修、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试正考官等职;康熙二十一年,还被任命为《明史》总裁官。两年后,他升任内阁学士,康熙认为他的操守高洁,让他去担任地位重要的江宁巡抚。在多方面看来,这是天大的肥缺。何况康熙这么看重他,临行前还钦赐鞍马一、表里十、银五百两。十月份,康熙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盛大的南巡活动,到苏州后,接见了他的这位爱臣,并说:“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对江南的社会现实,康熙表现了一点忧虑,所以他告诫汤斌:“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可挽颓风。”江南城乡的奢华之风,确实令人感到担忧。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居然已都是“华屋康衢,熙来攘往”,一派乐土气象,时人称为“与城市同风”。豪富人家,大行奢侈之风。泰兴的季氏,康熙年间已富甲天下,家居有围墙数里,外面有复道,六十个壮年男子携警铃时刻巡逻,他们每月除了领取工资,还可于每天晚上得高邮酒十坛、烧肉三十盘。康熙九年时,天气一直阴雨,季家恐衣物霉坏,令家人在庭院中晒裘皮,有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等名贵皮草,都放开捶打,结果打下的兽毛有三寸厚。家中还蓄养优伶,有女乐三部,每个戏子穿着的服饰价值巨万。季家人习惯夜生活,晚睡晚起,日上三竿才起来,一般是喝人参、龙眼等汤;梳洗完了,早已是中午了;饭后就玩唱歌曲,或吹洞箫;然后又要补晚妆,开夜宴。所以当时人娶季家女人的,绝无声色之娱,只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累。有个翰林院修撰娶了一个季家女子,结果伺候之烦,令他“涕泣废飧”,觉得还不如送回季家厮养,就又遣送回去了。富庶人家这样的豪奢举动,自然会影响到社会风尚,难怪康熙会受震动了。
对于康熙的嘱托,汤斌在巡抚任上时刻不忘。他很注意整顿社会风气,下令各州县建立社学,宣讲《孝经》《小学》,修建“泰伯祠”和宋代范仲淹、明代周顺昌的祠庙,对有伤社会风化的妇女入庙烧香游观的行为予以严禁,焚毁民间五通神等淫祠,不准胥吏、倡优穿裘帛,禁毁淫词小说。不久,江南风俗为之一变,“教化大行”。同时,他又十分体恤江南百姓的疾苦,提出了许多减免赋役的措施,大得民心。康熙二十五年,汤斌将去北京担任礼部尚书。离任消息传出后,“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体现了江南民众对他的爱戴之心。
《四库全书》中收有《汤子遗书》十卷,另有《潜庵汤大司空遗稿》(康熙二十九年刻本)、《汤文正公集》(同治十年刻本)两书,内容大多是汤斌的从政文集。这些文集中的许多内容,反映了康熙盛世背景下江南民生的艰难,百姓赋役的沉重,这是论说康熙盛世的人们都不太情愿认识的另一面。
譬如,汤斌曾向康熙上疏指出:“苏、松等处赋额繁重,虽在丰年,所入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两年异常灾荒,逋欠独多。今年之尾欠,即为来岁之带征。下年之未完,又为次年之并比。陈陈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终岁胼胝,不过亩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积逋,势必不能。”如果上年的钱粮交不出来,来年的日子必定更为难过。官府只有完纳催科的职责,只有天天敲扑百姓,才能稍微缓解政府赋税任务的压力。
因此,他认为不能只看到江南是帝国财赋重地、江南生活繁华的一面,也应看到民生艰难、赋役沉重的另一面,他向康熙恳切地提出,要减免江南赋税,缓解民困。他说:“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而倚山傍湖,旱涝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故苏、松俗好浮华,而独耕田输税之农民艰难实甚。两府与常、镇、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赋额轻重悬殊。即江、浙、闽、楚并号财赋之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可当大省百余州县之赋,民力所以日绌也。”(俞樾等纂《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汤斌勤政清廉,在他返京的第二年,就因病而卒。其间,有人还在朝廷上批评他在苏州时的文告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暗含对皇上的讥讽,康熙自然不高兴,让汤斌解释清楚。汤斌只好说自己“资性愚昧,愆过丛集”,愿意接受处分。(《清史稿》卷二六五《汤斌传》)
除了良臣能吏,当时的基层社会还有大量奸臣贪吏,为害一方,使百姓饱受痛苦。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曾下诏要蠲免丁粮,湖南是战争重灾区,应免十多年银粮,地方官员却依然征敛如故。当时只有湘潭贡生石仑森,敢讲湖南地方官吏的贪虐残暴,上京控诉。他在《陈情纪事》中说:“虽皇恩浩荡,湖南不沾涓滴,百姓反罹苦害。……湖南洞庭阻隔,全无忌惮,竟成鬼域。民有冤情,一控督宪,即触抚怒,底死不释。”对湖南官场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湖南巡抚以下,疾之若仇”。后因武昌民变,石仑森被诬入狱,死得十分悲壮。
江南,是清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繁华的背后,却是无数民众勤苦劳作的身影。日常生活中,不时有重赋繁役的压迫,即使没有天灾的影响,百姓的生活也已相当辛苦了。
先看一部上海县衙小吏姚廷遴的生活记录《历年记》。姚廷遴,字纯如,明代御医姚永丰之孙、浙江布政使姚永济之从孙。《历年记》所述内容,始于明崇祯元年,终于康熙三十六年,差不多是姚廷遴七十年间的亲身见闻记录。《历年记》对当时官场生活、吏治兴废、年岁丰歉、物产风俗等,都有详细的反映,是一般正史所不具备的。
从顺治十八年顺治帝驾崩、康熙登极开始,至康熙三十五年的记载来看,差不多每一年都不像风调雨顺的样子,不是农业歉收,就是棉花价格低落,或者水旱灾害不断,哪里有盛世的太平景象?
譬如,康熙元年,春间因旧岁大小两熟全荒,米价骤贵,民大饥,八、九月盛行疫痢,十家九病;康熙三年,棉花、水稻俱歉收;康熙九年,正月开始多雨,到四、五月又多雨,六月十一日发生大风潮,发大水,坍坏草房及旧屋无算;康熙十五年三月大雨,农作全荒,夏季米价暴涨;康熙十九年一月,米贵至极,春季种棉花的大荒,秋季晚稻全死;康熙二十八年七月,棉铃都脱落在田,晚稻被虫咬死,至有全荒者,竟变为大荒年;康熙三十二年,春夏雨水少,河水枯涸,稻苗皆坏,赤地几百里,物价腾贵;等等。《历年记》都是这样的记载。
同样是上海县人,叶梦珠的《阅世编》,记载有点流水式,灾荒情况与《历年记》基本一致。聊举数例:康熙二年六月至十月终,从松江府城到上海县,到处传染疫病,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的十分罕见;康熙三年八月,发生风暴潮,海水泛滥成灾;康熙五年六月,暴风骤雨,发生大水灾,坍毁民居庐舍无数;康熙九年四月、六月分别出现大水灾和大潮灾;康熙十七年,自六月望后到十一月,发生大瘟疫,死亡人数众多;康熙十八年,山东、河南、江南等地都发生大饥荒;康熙二十八年秋天,松江府地区农业歉收严重;等等。(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灾祥》)这些情形,反映的是盛世景象的另一面。
离上海不远,西面的浙江省有一个小县,叫嘉善,那里也是人多地狭,生计迫促,虽有水乡泽国之胜,但也常常难免天灾人祸。明末清初嘉善县的一位士绅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崇祯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嘉善地方的大事。这里也稍举一些事例。
康熙元年,嘉兴知府张汉杰到嘉善县,征讨民欠钱粮,杖杀百姓无数。康熙二年,七月初十,张汉杰又来到嘉善,比征顺治九年、十一年条银,十二年牛角银,十三年海塘银,十四年河工银,民众无以为生,纷纷罢市;十三日,知县邹度竑因为白银征收晚于期限,被革职;八月初四,有李姓小民因为不能完成钱粮任务被抓,在狱中自杀了。康熙四年正月,新年刚过,知县叶蕴下令全征条银,对民众实行严刑拶夹,以致民不聊生;西塘寡妇卞氏,只欠白银五钱,就活活被杖死;县城居民朱尔宏媳妇顾氏,因欠灰石银四钱,被勒令自杀。康熙七年正月,县丞李金枝拘禁了十多名欠银的生员;六月中旬地震成灾,县丞李金枝没向上级政府报灾。康熙十年初,饥荒严重,乡村百姓都挖凫茨、草根、榆皮为食,饿殍载道。康熙十一年,六月至七月,蝗灾严重,昼夜飞声不绝,知县居然不报灾。康熙十六年三月,民间发生大疫,农业歉收,县政府却照常严酷征比条银。康熙十八年四月至八月,江南大旱,兼有蝗灾,县政府依然严征税银,以致民怨沸腾。(清抄本《武塘野史》)
上述这些事例,都有力地说明了康熙朝中国地方民生的许多疾苦情况,揭示出康熙时期别样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