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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煦奏折
书名: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作者名:李学勤本章字数:4552更新时间:2024-05-25 14:59:45
李煦,正白旗满洲人,祖籍山东莱州,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间。他家属于内务府包衣,也就是皇室的奴仆,身份固然很低微,但由于接近皇室,时常会有特殊机会,或担任要职,或被委以重任,受到很高的宠信。李煦的父亲李士桢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后来做了广东巡抚。相比之下,李煦本人显然要幸运得多。何况,他的母亲文氏,还是康熙的保姆,他便几乎可称是康熙的奶兄弟。他的舅表妹王氏,是康熙的密嫔,后被封为顺懿密妃。因此李煦与康熙从亲属关系上讲,更为亲近。所以,他从内阁中书做起,历任广东韶州知府、浙江宁波知府、北京畅春园总管等职,都是不错的差使。
康熙三十二年,李煦被派任江南苏州织造,又先后八次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这都是肥缺。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第五次南巡江南,李煦的筹办接待工作让他十分称心,加衔为大理寺卿。所以,李煦的名头一般呼作“巡视两淮盐课、管理苏州织造事务、大理寺卿”。后来在康熙五十六年时,他又因补充了盐课方面的欠空,议叙加“户部右侍郎”衔。
但是,李煦的主要工作,还在织造府任上。与明代一样,清代也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地各派驻织造官员一员,负责承办皇室、官署所需的各种绸缎纱罗和纺丝布匹等物。这样重要的人选,往往是从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内选派,品级不高,也就五品,而且开始都是临时差遣,似乎没什么威权,但因是皇帝钦点,可以特事专奏或密奏,故而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康熙年间,这三个织造都是由康熙的亲信担任,一般认为是康熙派往江南的耳目,负有特殊使命。康熙曾在李煦所上的《请安折》上朱批:“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李煦深受皇恩,自然不负康熙的嘱托,事事处处都替康熙着想,按着康熙的意思暗中监视官场、民间情况,随时密报。康熙对他的工作一直十分满意,因此李煦这个织造官一做就是三十年,实在是很不一般。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李煦的妹夫,同样是内务府的包衣,担任苏州、江宁织造有二十多年,曹寅的父亲和两个儿子也都做过江宁织造。曹、李两家与康熙有着特殊的关系,都成了康熙在江南的政治心腹。
从康熙三十二年到六十一年,李煦在织造局任上,给康熙呈过大量的奏折,统计下来,是整个康熙朝回缴官员朱批奏折中数量最多的。据查,这些材料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根据这些奏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熙朝政治的许多实际面貌,以及康熙是如何精心管理国家、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掌控以维护中央皇权的。
正因为李煦的特殊身份,江南地方官员们对品级不高的李煦十分敬重,有的时候,巡抚的折子都通过李煦代交,而康熙的旨意,也往往是通过李煦向江南地方官作口头传达的。
吏部尚书宋荦曾在江南为官,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李煦刚到江南苏州,头衔是“管理苏州织造员外郎加二级”,宋荦亲自到城外迎候,还“跪请圣安”。李煦口传了康熙旨意:“你做官着实好。钦此!”李煦俨然成了康熙的替身。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李煦向康熙的奏折中,从表面上看,都是大量的民间生活状况的汇报。
比如,康熙四十年九月的一份《请安并报稻禾收成折》中这样说:“今年苏州地方,十分收成,早稻已割,至于晚禾,现在登场,而百姓腾欢,具见盈宁之象,皆我皇上洪福所致也。并奏以闻。”康熙的朱批是三个字:“知道了。”同年十一月的《苏州修建祝圣道场折》写道:“今年苏州地方,稻谷十分收成,冬景晴和,民安物阜。又蒙圣恩蠲免四十一年分地丁钱粮,黄童白叟,无不感激,欢声雷动。现今士民修建祝圣道场,仰报洪恩,臣煦亦不胜欢庆。理合奏闻,伏乞睿鉴施行。”康熙的回复也是“知道了”。
有些情况若是汇报迟了,李煦就会受到委婉的批评。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李煦上《闻浙江处州府属有人聚众起事折》:“臣煦在苏州闻得往来传言,说浙江处州府属之龙泉县、遂昌县,有土贼猖聚,扰劫乡民,官兵现在会剿,未知确实。臣煦已差人往浙江处州一路探听实信,再为启奏。理合先行奏闻,伏乞圣鉴。”康熙的朱批是:“朕已早知道,此折奏迟了。”显然透着一点不高兴,因为各个方面的事情,康熙都希望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
至于探听地方官场动静,言辞就比较隐晦,康熙依然要求保密。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李煦上《扬州冬雪折》,表面上是与民生有关的晴雨折,实际上是要讲地方稳定情况的:“窃扬州地方,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得冬雪,明年春熟,可以期望。至于扬州、苏州近日米价,上号的仍一两之内,次号的仍九钱之内。人情安贴,地方无事。理合奏闻。”后面讲的“人情安贴,地方无事”,才是这个奏折的重点。所以康熙十分注意,朱批道:“知道了。尔亲手写的折子,打发回去,恐途中有所失落不便,所以不存了。尔还打听是甚么话,再写来。密之,密之。”康熙特别提醒李煦,他的折子还需要提高保密程度,不能出现纰漏。
对于地方税务的亏空,总由地方官而起,江南又是财赋重地,这样的情况自然不利于国家的财政收益。康熙一直很关心这方面的情况,李煦在奏折中汇报得也多。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一日的《苏、扬田禾收成折》中,李煦就讲道:“伏闻圣驾自口外回京,臣翘首殿廷,实深犬马恋主之诚,因盐差之期在十月十三日方满,未能即日起身。谨叩头具折,恭请圣安,伏乞睿鉴。”后面还有几句,说的是苏州、扬州的田禾收成与天气晴雨情况。康熙重视的当然是李煦前面汇报的情况,朱批道:“知道了。每闻两淮亏空甚是利害,尔等十分留心!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
当然,地方民生、农业丰歉、天气晴雨等,都是直接关涉到民生稳定与社会安定的具体问题,康熙也不会漠视的。有的时候没有别的大事,这方面的汇报自然要及时准确,李煦在康熙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上了《苏州米价甚平并进晴雨册折》,康熙认为上晚了,在折上朱批:“晴雨录如何迟到今年才奏,不合。明白回奏。”康熙的不满让李煦感到十分惶恐。因此,四月十二日李煦马上呈去《迟进晴雨录原因并请处分折》,做出解释:“窃苏州冬季晴雨录,理应去冬奏闻。臣迟至今年二月启奏,蒙圣恩不即加罪,令臣明白回奏。臣闻命自天,感激无地。但臣去年十二月内,实将晴雨录携带赴京,因一时昏愦遗忘,今年方始进呈。”康熙对这个心腹还是放心的,朱批中就有安慰的意思:“已后凡尔奏折到京,即当奏闻,恐京中久了,生出别事。”
有些奏折中所讲的,可能是李煦要为皇上分忧,讲了一些官场安排的事情,这实际上触犯了君权,遭到了康熙的批评。比如,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初一,李煦在《保题运使李陈常署理盐院折》中,讲到自己以织造官的身份兼理淮鹾事务,已有十年,任期满了,特地推荐“居官清正”的李陈常来署理盐院事务。康熙在批复中连“知道了”都不写,直书“此事非尔可言”六字,表示李煦不该多管闲事。
但是,有时李煦为加强地方控制提出的一些策议,却让康熙十分欣赏。在江南,崇明县是一个小沙岛,孤悬海外,县境内除了水师总兵官,“文官并无大僚弹压,亦无首领分防”,只有一个知县。李煦认为,如果发生意外,崇明地方就十分孤危,他在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初四的《驻常熟海防同知似宜移驻崇明与总兵共为镇防折》中大胆建议:“查苏州常熟城内,驻扎有粮道一官,又海防同知一官;但常熟县离苏州府城不过八十里,易于控制,非如崇明县鞭长莫及,离府城三百里之遥也。常熟一县虽亦临海,已有粮道弹压足矣。至于海防同知一官,似应移驻崇明城内,与总兵共为镇防,庶几文武兼资,可以永保安宁,而设官合宜,则与地方允有裨益矣。”康熙很是认可,回复说:“此折议论甚妥。”当然,具体如何安排处置,就不是李煦所能及的事了。
李煦与妹夫曹寅轮视两淮盐课长达十年之久,深受康熙恩宠,不过,织造衙门的亏欠一直没能填补上,让李煦时感不安。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下旬,都察院批文中有康熙的指示,让李煦再负责监察两淮盐课一年。李煦感激涕零,上奏表示一定要“培养商膏以裕国课之源,并清完未补之二十八万八千余两”。康熙批复说:“此一任比不得当时,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意思无非是让李煦好好努力,为他效命。李煦不负所望,到第二年七月份,苏州织造衙门的亏空大部分补完,盐课的亏空按照二十八万八千两的数目,已经全部补足。康熙很高兴,批了一个字:“好!”在批复李煦奏折中直接写“好”,这是很少见的。
康熙之所以对江南地方财政税收看得这么紧,一方面是因开国不久,国库并不充盈,另一方面是天下尚未真正平定,边疆地方还有征战,需要用银子。有时地方说要分批上缴银两,康熙就有些着急,希望一次交清。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初二,李煦上《两淮商人愿捐军需银两于运库借出解部分五年补完折》,说是有两淮商人江楚吉等人为报皇恩,愿意为国分忧,在以前两次捐给瓜洲河工工程银二十四万多两的基础上,为西边军需捐银十五万两,但需要按五年分捐。有人愿意为战备出钱,康熙自然高兴,但他还是要求一次捐完,并在朱批中将商人的这种念头视为奸商的伎俩。他说:“此折断然行不得!西边用银,即可以发库帑,何苦五年分补?皆因奸商借端补亏之法耳。”
到康熙五十九年,李煦年纪已经不小,正好也是大病初愈。这时,负责监督苏州浒墅钞关的莽鹄立任期满了,李煦乘此机会向康熙上奏,提出可否由他来兼理浒墅钞关事务。这个钞关是国家在江南专门设的钱粮收税机构,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肥缺。当年四月中旬的奏折,被康熙委婉地批驳回去:“监督回时,还当许多差使,况尔年老多病,当静养无事,方保残年。倘被苏州骗子所欺,悔之无及矣。名声也要紧!”意思是不要太贪了,现在的几个肥缺已够好了。这样的结果,李煦自然很感失望。
李煦一生可以说是备极荣华,康熙的几次南巡,都是由他和曹寅安排的。迎接皇帝的衣食起居游玩诸排场的开销,自然是惊人的,费用基本来自织造局和两淮盐务,因此常年的亏空很难较快弥补。康熙给他们的奏折批文中,也暗示要将这些亏空补上,不过在百官和世人面前,总是极力维护这两个心腹。有时就公开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至于是什么样的情由,当然不可以公诸天下。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在曹寅死的当天,李煦就起草奏折,向康熙做了详细汇报,把曹寅的情况说得很凄惨:“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疟,竟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当其伏枕哀鸣,惟以遽辞圣世,不克仰报天恩为恨!”其实这不过是兔死狐悲。雍正年间,曹家被抄时,还有住屋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计一千九百六十九亩,等等。这些都应是在江宁织造与两淮盐务任上得来的好处,一般人都难以想象。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六回写了一段贾琏的乳母赵嬷嬷和王熙凤的对话,仿佛就是曹家的写照。赵嬷嬷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王熙凤问道:“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一语道破:“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讲的确是实情。
可叹的是,到雍正初年,李煦因为买苏州女子贿赂“阿其那”,即雍正的八弟胤禩,接受了专案审查,当然也被抄了家。李煦本人要受斩刑,雍正表示宽大,只做“发往打牲乌拉”的处罚。案子在雍正五年二月间全部终了,李煦辉煌的一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