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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一)
书名: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作者名:李学勤本章字数:3798更新时间:2024-05-25 14:59:39
王朝变革给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民众生活,显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如果从大的政治、制度变化来说,又显得平淡无奇,依然延续着中国几千年来朝代兴替的陈旧故事。
顺治朝很短,从1644年开始到1661年结束,不过十八年的光景。但这短短十八年,却开启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树立了不少典范。
当时有学者认为,明朝的亡国,“三饷”也是一大原因。所以清人推出了“养民之道”,主要在于“省刑罚,薄税敛”,将明朝的“弊政”,特别是加派辽饷、剿饷、练饷等,尽行废止。依照原来“会计录”的标准收税,并且在很多地方下令蠲免逋负钱粮。为使田赋征收有章可循,顺治十四年又照明万历年间的征收则例颁布了第一个《赋役全书》。这是清朝政府较为宽松的一面,意在安抚民心。但是,顺治十八年出现的江南奏销案,却又展示了其实施严紧政治统治的另一面。
这一松一紧的政治策略,在清初十分明显。降臣、原明朝刑部侍郎金之俊曾有十条“十从十不从”的纲领性建议,堪为代表。基本内容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
金之俊在顺治元年,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建议清政府下令各平定之区,招抚“土寇”;有率众归顺的,地方州县可以“编置牌甲”。他的这些建议,全被采纳。这正说明一个民族的融合过程。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
金之俊在清初成了重要的阁臣。这位大学士身故后,得以荣耀地归葬故乡吴江县。
清立朝伊始,就在对汉族士大夫的笼络和驾驭上获得了成功,为其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事。后来清廷又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请明朝的遗老遗少们编修《明史》,种种举措逐渐使士大夫们围绕在清政府的统治轨道上,为清朝的稳固和发展而努力。
范文程的贡献似乎更大。范文程的曾祖在明代做过兵部尚书,世居沈阳。文程少时即好读书,颖敏沉毅。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占据抚顺后,范文程与兄长一起去拜见他,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努尔哈赤和他的部将们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此后,范文程一直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皇太极时,范文程仍是陪侍左右的重要谋士。范文程负责的工作,都是最机密的事。每次商议政事,皇太极一定会问一下:“范章京知否?”如觉得臣下策议中有不妥当的地方,又说:“何不与范章京议之?”当大家说是与范文程共商后才决定的,皇太极才会表示同意执行。(《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范文程不断建议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要统一,必须安抚百姓,所以又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进入北京后,他建议用厚礼安葬崇祯帝。当时皇宫中一片灰烬,他又收集各种籍册文书等物,事无巨细,参与决策性的讨论。他特别指出,一定要革除明朝弊政。
顺治二年十月,江南已经基本平定,范文程又上疏指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乡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他的策议,全部得到批准实行。范文程本人还充当了顺治三年、四年两届会试的主考官。
顺治三年参加会试中进士的宛平人张国宪,后来任给事中一职,上疏说:“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清史稿》卷二四四《季振宜传》)张国宪的上疏也得到了批准,从此厂卫特务之祸始息。此事还被写入了《清史稿》,说明后世对张国宪为更定清初制度所做努力的肯定。
顺治帝性聪慧,善于绘画,侍从之臣往往以得到他的赏赐为荣。顺治的形象,据说有士大夫之风,并且以赐画结交名人墨客为常,又可以说是儒雅。于是也有人指出,顺治一朝的政绩实际与顺治帝本人无关,相反,清朝开国诸亲王中明智者,都能信用汉族官僚,所谓“以汉制汉”,说明清朝之有天下,并非偶然。但也因为顺治的怠政,造成了诸亲王、权贵的跋扈。
到顺治七年十二月,摄政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死于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据说,他死于好色,生前曾广搜美女,甚至还让朝鲜王室选送女子给他。对于顺治,他可能觉得只是个小孩子,皇位也是自己让出来的,并未把顺治放在眼里。顺治叫他“皇父”,据说因为太后孝庄下嫁于他。
至此时,顺治终于可以追论多尔衮之罪,削其尊号,籍其家产,下诏说:“国家政务,悉以奏闻。朕年尚幼,暗于贤否,尚书缺员,其会推贤能以进。”显然,他对朝廷政治的认识一直是清醒的,只是慑于多尔衮而未敢显露。
次年,顺治幽禁了阴谋作乱的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其他党羽论罪不等。开始亲政的顺治,在御殿上接受百官朝贺,下诏大赦天下,说:“朕躬亲大政,总理万几。天地祖宗,付托甚重。海内臣庶,望治甚殷。自惟凉德,夙夜祗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凡我诸王贝勒等及中外文武群臣,其各殚忠尽职,洁己爱人,利弊悉以上闻,德意期于下究。百姓亦宜咸体朕心,务本乐业,共享泰宁之庆。”(《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顺治希望上下一心,共同治理天下,使百姓也能共享升平之乐。这是顺治的理想和抱负。这一年,他才十四岁。
顺治的治政颇有开明之处,比如,鉴于明末宦官专权的教训,设立内十三衙门铁碑,严禁中官干政;信用洪承畴等汉族大臣,不拘满汉之嫌和明末党争门户之见,“从逆”的陈名夏、“阉党”冯铨均受提拔重用。顺治十年,他又下诏说:“言官不得捃摭细务,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诸臣其直言无隐。当者必旌,戆者不罪。”他鼓励臣下上书言事,对历史上一些著名帝王的治政得失也注意借鉴。他曾问历史上的汉高祖、汉文帝、东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孰劣,秘书院大学士回答说唐太宗最好,他很不以为然,说:“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说明他对历代为政得失很有见解。他也很清楚,边疆地区尚未完全平定,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统一大业,对于年轻的顺治而言,实在太沉重了。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亲赴北京朝见顺治帝。清廷赐其金册金印,并敕封“达赖喇嘛”的封号。这是顺治朝加强边疆控制较为值得称赏之举。
清政权入关后的前十八年,基本上都属清王朝的开创阶段,平定中原,西征南伐,国基初定。正因如此,长期战乱后的中国还很不稳固,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并不十分安定。为了巩固统治,顺治朝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稳固地方统治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当时,名义上最高的中央行政机关是内阁,设有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及学士,但实际权力不大。真正的权力中枢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都由满族贵族组成,又称“国议”。它的存在不仅与皇权相抵触,而且也影响到汉族上层对中央的支持。这种局面的改变,要晚到康熙时期,增设南书房,才起到了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作用。此后,从雍正七年设军机房,到雍正十年军机处正式成立,这些都与顺治朝的权力结构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军机处后来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而且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颇高。
与明朝相同的是,中央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均为满、汉各一人。理藩院是专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其编制与六部相同,但官员全由满、蒙人担任。此外,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国子监等机构。
在地方上,行政机构大致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其中省级长官为总督和巡抚,号称“封疆大吏”。比较特殊的是,在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有特别行政区,加以行政管理。具体而言,在东北地区,清朝先后设置了盛京内大臣、奉天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宁古塔将军及黑龙江将军等,对这一广大地区进行管理。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乌里雅苏台、库伦及西宁等地任命将军、参赞大臣等官员,以特派大员的身份掌管本地区的军政大权。至于蒙古的重要事务,主要由中央理藩院具体掌管。在西藏,设有驻藏大臣,其与达赖、班禅具有同等的权力和地位,共同管理当地事务。而在西南各省少数民族区,清初仍沿袭了明代的土司制度,这一制度直到雍正朝“改土归流”工作完成以后才得以改变。
军事上,清朝的军队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两种。八旗分为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八旗军又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和驻防全国各地的“驻防兵”。绿营兵则包括了马兵、步兵和水师等兵种,主要任务是镇守地方。
法制建设方面,清朝编修的《大清律》,基本承袭了《大明律》,但在司法操作中常常具有重例轻律的特点。当然,皇帝的有关谕旨、内外条奏,也都可以定为条例,让全国遵守。
至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的管治方面,顺治朝可算仁厚。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以渊博知识赢得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顺治曾下令汤若望见他时免除跪拜,并屡加厚赐。他常常召汤若望至宫中,谈至深夜;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作较长之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临宅晤谈就达二十四次。汤若望在考察了当时的情况后说,“皇帝亲到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情”。这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一种宽松的环境。然而,顺治四、五年间发生的“剩上人私史”案,一般被认为是清代的第一起笔祸,开启了清代文字大狱之肇端。
顺治朝只有十八年。在中国的南方,这十八年里,一直演绎着一段悲壮的历史,使后世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