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一）

王朝变革给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民众生活，显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如果从大的政治、制度变化来说，又显得平淡无奇，依然延续着中国几千年来朝代兴替的陈旧故事。

顺治朝很短，从1644年开始到1661年结束，不过十八年的光景。但这短短十八年，却开启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树立了不少典范。

当时有学者认为，明朝的亡国，“三饷”也是一大原因。所以清人推出了“养民之道”，主要在于“省刑罚，薄税敛”，将明朝的“弊政”，特别是加派辽饷、剿饷、练饷等，尽行废止。依照原来“会计录”的标准收税，并且在很多地方下令蠲免逋负钱粮。为使田赋征收有章可循，顺治十四年又照明万历年间的征收则例颁布了第一个《赋役全书》。这是清朝政府较为宽松的一面，意在安抚民心。但是，顺治十八年出现的江南奏销案，却又展示了其实施严紧政治统治的另一面。

这一松一紧的政治策略，在清初十分明显。降臣、原明朝刑部侍郎金之俊曾有十条“十从十不从”的纲领性建议，堪为代表。基本内容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

金之俊在顺治元年，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建议清政府下令各平定之区，招抚“土寇”；有率众归顺的，地方州县可以“编置牌甲”。他的这些建议，全被采纳。这正说明一个民族的融合过程。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

金之俊在清初成了重要的阁臣。这位大学士身故后，得以荣耀地归葬故乡吴江县。

清立朝伊始，就在对汉族士大夫的笼络和驾驭上获得了成功，为其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事。后来清廷又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请明朝的遗老遗少们编修《明史》，种种举措逐渐使士大夫们围绕在清政府的统治轨道上，为清朝的稳固和发展而努力。

范文程的贡献似乎更大。范文程的曾祖在明代做过兵部尚书，世居沈阳。文程少时即好读书，颖敏沉毅。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占据抚顺后，范文程与兄长一起去拜见他，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努尔哈赤和他的部将们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此后，范文程一直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皇太极时，范文程仍是陪侍左右的重要谋士。范文程负责的工作，都是最机密的事。每次商议政事，皇太极一定会问一下：“范章京知否？”如觉得臣下策议中有不妥当的地方，又说：“何不与范章京议之？”当大家说是与范文程共商后才决定的，皇太极才会表示同意执行。（《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范文程不断建议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要统一，必须安抚百姓，所以又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进入北京后，他建议用厚礼安葬崇祯帝。当时皇宫中一片灰烬，他又收集各种籍册文书等物，事无巨细，参与决策性的讨论。他特别指出，一定要革除明朝弊政。

顺治二年十月，江南已经基本平定，范文程又上疏指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丙戌会试后，八月再行乡试；丁亥二月再行会试。”他的策议，全部得到批准实行。范文程本人还充当了顺治三年、四年两届会试的主考官。

顺治三年参加会试中进士的宛平人张国宪，后来任给事中一职，上疏说：“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清史稿》卷二四四《季振宜传》）张国宪的上疏也得到了批准，从此厂卫特务之祸始息。此事还被写入了《清史稿》，说明后世对张国宪为更定清初制度所做努力的肯定。

顺治帝性聪慧，善于绘画，侍从之臣往往以得到他的赏赐为荣。顺治的形象，据说有士大夫之风，并且以赐画结交名人墨客为常，又可以说是儒雅。于是也有人指出，顺治一朝的政绩实际与顺治帝本人无关，相反，清朝开国诸亲王中明智者，都能信用汉族官僚，所谓“以汉制汉”，说明清朝之有天下，并非偶然。但也因为顺治的怠政，造成了诸亲王、权贵的跋扈。

到顺治七年十二月，摄政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死于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据说，他死于好色，生前曾广搜美女，甚至还让朝鲜王室选送女子给他。对于顺治，他可能觉得只是个小孩子，皇位也是自己让出来的，并未把顺治放在眼里。顺治叫他“皇父”，据说因为太后孝庄下嫁于他。

至此时，顺治终于可以追论多尔衮之罪，削其尊号，籍其家产，下诏说：“国家政务，悉以奏闻。朕年尚幼，暗于贤否，尚书缺员，其会推贤能以进。”显然，他对朝廷政治的认识一直是清醒的，只是慑于多尔衮而未敢显露。

次年，顺治幽禁了阴谋作乱的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其他党羽论罪不等。开始亲政的顺治，在御殿上接受百官朝贺，下诏大赦天下，说：“朕躬亲大政，总理万几。天地祖宗，付托甚重。海内臣庶，望治甚殷。自惟凉德，夙夜祗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凡我诸王贝勒等及中外文武群臣，其各殚忠尽职，洁己爱人，利弊悉以上闻，德意期于下究。百姓亦宜咸体朕心，务本乐业，共享泰宁之庆。”（《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顺治希望上下一心，共同治理天下，使百姓也能共享升平之乐。这是顺治的理想和抱负。这一年，他才十四岁。

顺治的治政颇有开明之处，比如，鉴于明末宦官专权的教训，设立内十三衙门铁碑，严禁中官干政；信用洪承畴等汉族大臣，不拘满汉之嫌和明末党争门户之见，“从逆”的陈名夏、“阉党”冯铨均受提拔重用。顺治十年，他又下诏说：“言官不得捃摭细务，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诸臣其直言无隐。当者必旌，戆者不罪。”他鼓励臣下上书言事，对历史上一些著名帝王的治政得失也注意借鉴。他曾问历史上的汉高祖、汉文帝、东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孰劣，秘书院大学士回答说唐太宗最好，他很不以为然，说：“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说明他对历代为政得失很有见解。他也很清楚，边疆地区尚未完全平定，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统一大业，对于年轻的顺治而言，实在太沉重了。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亲赴北京朝见顺治帝。清廷赐其金册金印，并敕封“达赖喇嘛”的封号。这是顺治朝加强边疆控制较为值得称赏之举。

清政权入关后的前十八年，基本上都属清王朝的开创阶段，平定中原，西征南伐，国基初定。正因如此，长期战乱后的中国还很不稳固，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并不十分安定。为了巩固统治，顺治朝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稳固地方统治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当时，名义上最高的中央行政机关是内阁，设有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及学士，但实际权力不大。真正的权力中枢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都由满族贵族组成，又称“国议”。它的存在不仅与皇权相抵触，而且也影响到汉族上层对中央的支持。这种局面的改变，要晚到康熙时期，增设南书房，才起到了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作用。此后，从雍正七年设军机房，到雍正十年军机处正式成立，这些都与顺治朝的权力结构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军机处后来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而且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颇高。

与明朝相同的是，中央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均为满、汉各一人。理藩院是专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其编制与六部相同，但官员全由满、蒙人担任。此外，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国子监等机构。

在地方上，行政机构大致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其中省级长官为总督和巡抚，号称“封疆大吏”。比较特殊的是，在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有特别行政区，加以行政管理。具体而言，在东北地区，清朝先后设置了盛京内大臣、奉天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宁古塔将军及黑龙江将军等，对这一广大地区进行管理。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乌里雅苏台、库伦及西宁等地任命将军、参赞大臣等官员，以特派大员的身份掌管本地区的军政大权。至于蒙古的重要事务，主要由中央理藩院具体掌管。在西藏，设有驻藏大臣，其与达赖、班禅具有同等的权力和地位，共同管理当地事务。而在西南各省少数民族区，清初仍沿袭了明代的土司制度，这一制度直到雍正朝“改土归流”工作完成以后才得以改变。

军事上，清朝的军队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两种。八旗分为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八旗军又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和驻防全国各地的“驻防兵”。绿营兵则包括了马兵、步兵和水师等兵种，主要任务是镇守地方。

法制建设方面，清朝编修的《大清律》，基本承袭了《大明律》，但在司法操作中常常具有重例轻律的特点。当然，皇帝的有关谕旨、内外条奏，也都可以定为条例，让全国遵守。

至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的管治方面，顺治朝可算仁厚。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以渊博知识赢得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顺治曾下令汤若望见他时免除跪拜，并屡加厚赐。他常常召汤若望至宫中，谈至深夜；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作较长之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临宅晤谈就达二十四次。汤若望在考察了当时的情况后说，“皇帝亲到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情”。这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一种宽松的环境。然而，顺治四、五年间发生的“剩上人私史”案，一般被认为是清代的第一起笔祸，开启了清代文字大狱之肇端。

顺治朝只有十八年。在中国的南方，这十八年里，一直演绎着一段悲壮的历史，使后世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