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分封及隐患

为保持统治的长治久安，明初实行了分封制。

明初分封制的实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历代地方分裂割据和叛乱给中央皇权造成威胁的历史教训，二是元末军阀拥兵自重而中央则孤立无援的悲剧令朱元璋记忆犹新。明初时元朝的残余势力还相当强大，号称“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且“资装铠仗”“驼马牛羊”俱全，这对新建立的明王朝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此外，在经历了元末长期的大规模战争之后，朱元璋的手下锻炼出一批手握兵权、拥有军事实力的将领，这中间难保不会出现威胁中央权威的拥兵割据者。因此，无论是对北元残余势力的追剿，还是对明军中新兴起的权贵，都需要一种可靠的钳制力量，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明太祖实录》卷五一）但朱元璋汲取汉代刘邦的教训，不分封异姓王，而是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期冀他们“藩屏国家”“藩辅帝室”。

洪武二年，朱元璋“定分封诸王之制”。洪武三年，分封第一批皇子九人；洪武十一年，分封第二批皇子五人；洪武二十四年，分封第三批皇子十人。至此，朱元璋诸子全部封王，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自汉晋以来又一次带有分封本意的复古行动。这些诸侯王驻守各地军事、经济重镇，其中九位分别镇守西起甘肃东到辽东的北方沿边重镇，称为“九边”，实力不俗，其中尤以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最有权势。朱棣于洪武三年被封于军事要冲古燕国之地，他招兵买马，铸钱养民，手握强大的军事武装。

在二十四个藩王中，有九个沿长城“就藩开府”，其余分居国内各地。虽然明初分封的诸王不领土地、人口，但是领有军队。王府设三护卫，每个藩王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万九千人，塞上诸王的护卫甲士则不在此限，他们的军权更重。被分封的诸王在边境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而各地遣将征兵，还必须经过他们认可才可执行。这实际上形成了比元代行中书省权力要大得多的半独立政权，从汉代以后还没有权力如此巨大的封国。应该说，这种分封是与前述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相矛盾的。像燕王朱棣等边塞诸王，屡次将兵出塞，曾多次大败北元军队，在平定天下与抵御蒙古的战争中又经历了血与火的磨炼，其势力坐大是指日可待之事，而藩王势力的发展壮大最后必然会威胁到明朝中央政府的安全。

朱元璋在世时，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就曾上疏，力陈分封制的弊端，并以汉初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为警示。但朱元璋听不进去，反而大骂叶伯巨离间他们父子骨肉，将他抓来囚死狱中。从此再没人敢谈这方面的问题了。

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朱元璋也吸取元代前期不立太子从而引起多次宫廷政变的教训，在做了皇帝后，便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但朱元璋在内心深处，总觉得朱标太文弱，书生气太浓。在各皇子中，朱元璋实际上对燕王最中意，认为朱棣身上有自己决断果敢的影子。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死，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死后，应由朱标的嫡长子来继承，但朱标的嫡长子朱雄英在几年前就死了，朱允炆是朱雄英的异母弟。按理说，朱元璋的次子秦王也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但秦王太不争气，屡有过失而多次被朱元璋训斥；三子晋王胸襟狭小，缺少王者之大气。朱元璋欲立四子燕王，无奈当时二子秦王、三子晋王都比燕王年长，不立秦、晋二王而立燕王，于“宗法伦理实有违背”。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这些想法，仍然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但朱允炆实在太年轻，“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这就为朱元璋死后，朱棣和朱允炆争夺皇位的叔侄大战埋下了祸根。

在被分封的诸王中，以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和四子燕王朱棣势力较大。燕王朱棣因屡次率兵打败元朝残余势力，势力尤强。从洪武十三年到建文元年的十九年时间里，朱棣基本上是在北平度过的。在这段时间里，他精心料理藩府诸事，还不断四处巡视，了解山川形势，体察民间疾苦，处处留心民事。他曾久处宫中，深知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和权力争斗的冷酷无情，也知道皇太子、皇太孙和众藩王间那种表面和气、内里危疑的复杂关系，故而朱元璋在世时，他通过勇猛抗击元朝残余势力来显示其出色的才能，力讨朱元璋欢心；在诸弟兄面前，他含而不露，谨慎小心。而实际上，他却在悄悄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北平地理位置重要，又经金和元两朝为都的建设发展，这种无可替代的政治、地理优势，为朱棣日后的起家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分封的最大隐患是，它导致朱元璋死后，诸藩王与建文帝围绕着皇位而展开的斗争立即激化。如前所述，当时诸王大都是建文帝的叔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没有朱元璋那样的果敢与决断，对诸王无法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而他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又不得不削藩，这必然激起诸王的反抗。因此，他与诸藩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终爆发了一场公开地争夺皇位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