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崛起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太平乡人，生于元朝天历元年，家境贫寒，全家以佣佃为生。由于家世寒微，父兄都没有正式的名字，朱元璋唤名重八。至正四年，濠州连续发生旱灾、蝗灾、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兄长相继病死，他无依无靠，只得进皇觉寺当了和尚，以求有口饭吃。那一年，他才十七岁。然而，接连不断的灾情使得寺庙里的僧饭也维持不下去了，他仅在寺里待了五十多天，就不得不和其他和尚一样，外出化缘乞讨，做“游方僧”了。

从安徽南部的庐州，到北部的鹿邑、亳州、颍州及至河南信阳、汝宁，朱元璋风餐露宿、如蓬逐风般地流浪了三年多，周游了皖西豫东的八九个郡县。这期间，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从而对下层百姓生活的贫苦、社会的弊端，有了切身的体会。艰苦的流浪生活，锻炼了他性格中刚毅、坚强的一面，同时也铸就了他猜忌、残忍的另一面，这对他以后的皇帝生涯有重大的影响。至正八年，他又回到了皇觉寺。

至正十一年，当刘福通率红巾军揭竿而起的时候，朱元璋仍在皇觉寺里当和尚。至正十二年，定远人郭子兴也聚众“烧香”，率部起义，自称元帅，攻占了濠州城。元朝政府派彻里不花率三千骑兵前来镇压，但元军胆小怯战，不敢逼近红巾军，却从别处捕捉平民百姓，包上红头巾，充当抓到的红巾军俘虏，以向上级邀功请赏。一天，朱元璋所在的皇觉寺也被元军一把火烧毁了，所幸他恰好外出，才躲过了这场劫难。眼看着寺里也无安身之地，为了避免被抓充俘继而砍头的厄运，二十五岁的朱元璋下定决心，投奔了郭子兴。

在郭子兴的队伍中，朱元璋因才略出众，敢作敢为，深得郭子兴的赏识。他一开始做步卒，很快就被提升为九夫长，不久又被调到元帅府做事。郭子兴视他为心腹，把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便有了身份，并起了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此后朱元璋逐步掌握了这支部队的实际领导权。

从至正十一年秋到至正十四年冬的三年多时间，红巾军虽遭到元朝政府的镇压而有挫折，但南北各地均有较大的发展。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朱元璋也被大宋政权任命为所率郭子兴旧部的左副元帅。此后直到韩林儿死，朱元璋一直沿用“龙凤”年号，旗帜等皆用红色。

至正十五年，朱元璋南渡长江，夺取了太平路一带大片土地。次年三月，他又亲率部队攻克集庆路，改名应天府，建立江南行省。他以应天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起义军中的一支劲旅。在扩展地盘、壮大队伍的过程中，朱元璋显示了其运筹帷幄的过人才略。他战略周密，用兵谨慎；军纪严明，所到之处，严禁部队骚扰百姓，故而赢得了民心；同时，能够做到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信赏必罚。这也使得他的部队能在元末各路义军中异军突起，发展壮大。

这期间，各地名儒如定远人李善长、太平儒士陶安等均来相投。陶安向朱元璋指出，如今虽然群雄并起，攻城夺邑，互竞雄长，但多数义军首领胸无大志，他们眼里只有子女玉帛，烧杀抢掠，成不了大气候。他建议朱元璋：要有拨乱救民安天下的气度，一反群雄所为，严明纪律，不烧杀抢掠；根据形势变化，出兵以临四方，继而平定天下。李善长则大讲汉高祖刘邦布衣起家、知人善任、五载而成帝业的故事，向朱元璋描绘了一幅布衣天子的图景。朱升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朱元璋基本上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后来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儒士也都得到了朱元璋的特别重用，成为朱元璋麾下的重要谋士，对朱元璋成就大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吴王，建百司官属。按说张士诚已于前一年的九月自立为吴王，为什么朱元璋仍要称吴王呢？这与当时民间流传的一首歌谣有关。当时流传“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说法。羊儿年是丁未年，即至正二十七年。为了迎合这首民谣，朱元璋也自称吴王。故而有人称应天为西吴，平江为东吴。

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于瓜洲渡江，船至江中沉没，小明王死，大宋政权灭亡。朱元璋随即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改至正二十七年为吴元年。

这件事，至今仍是明史研究中的一个未解之谜。大多数人认为，此船乃朱元璋指使廖永忠凿沉。因为此时朱元璋势力日益强大，想要名正言顺地称帝就必须除掉韩林儿。事实上，韩林儿一死，朱元璋就毫无顾忌地宣布即帝位，而且朱元璋对于负责迎接韩林儿的廖永忠未加任何责罚，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此后，朱元璋不再提任何与龙凤政权相关联的事，文书上有关龙凤的史料，更是销毁得干干净净。《明太祖实录》中也没有提及朱元璋和龙凤政权臣属关系一事，这段历史曾一度被湮没。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合祭天地于钟山之阳，正式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定国号为明，以应天为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