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中原：罢“世侯”，行“迁转法”

中统建元之时，蒙古帝国已四分五裂。蒙古各汗国立足于自身实际状况，展开各种统治和治理。各个汗国统治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原来由蒙古人委托各地的地方实力阶层实施间接统治的局面，现在需要扭转到由蒙古人自身来进行直接统治的格局上来了。这就意味着要从当地的地方统治阶层的手中，收回原来所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力。忽必烈之所以要“整顿中原”，就是因为面临着该如何处置中原地区的实力阶层——汉人世侯的问题。

所谓“汉人世侯”，是指那些投附蒙古的汉人地方武装集团的首领。蒙古人南下经略中原地区，很早就依照汉地制度，采取“置侯牧守”的统治策略。蒙古人对中原地区所展开的争夺战，被视作是一场“大朝革命”。它造成当地“州县尽废”、世侯纷纷崛起的混乱局面。世侯们不仅配合蒙古军队攻城略池，还在自己所属的区域内荡平各种势力。他们各自为政，逐渐发展成为专制各地的地方军政长官。当时，蒙古人对于投附的世侯作出规定：“北人（指中原地区人士）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僚属听自置，罪得专杀。”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五《万卷楼记》曾对各地世侯兴起有过这样的描述：

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

当日中原地区的大世侯主要有天城刘氏、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济南张氏以及藁城董氏等。彭大雅于壬辰岁随南宋使节前往北方时，曾描写到中原汉地的世侯分布：“汉地万户四人，如严实之在郓州，则有山东之兵；史天翼（按：为史天泽之误）之在真定，则有河东河北之兵；张柔之在满城，则有燕南之兵；刘黑马之在天城，则有燕蓟、山后之兵。他虽有领众者，俱不若此四人兵数之多、势力之强也。”（彭大雅《黑鞑事略》）当时最为显赫的三大汉人世侯包括了史天泽、严实与张柔。

这几大世侯基本控制着原金所属的河北东西路、山东西路以及中都路等主要地区。

汉人世侯对其所攻占的地区或向其投诚的州县，具有很强的领属权；在灭金以前，蒙古汗廷对于汉人世侯占据各地的情形基本不会太多地关注，更多的是将各块地方给予各地世侯，由世侯们自行治理。灭金之后，蒙廷开始着手恢复中原地区遭破坏的州、县，所谓“诏天下郡县各治其故”。

太宗窝阔台汗八年，即丙申岁，蒙廷逐步加强对汉人世侯统治的控制，在州、县守令之上，设置达鲁花赤进行监督。同年，“太宗命五部将分镇中原，阔阔不花镇益都、济南，按察儿镇平阳、太原，孛罗镇真定，肖乃台镇大名，怯烈台镇东平”，以加强对中原世侯们的武力威慑。与此同时，蒙廷又对汉人世侯所辖的地域逐步进行调整，推行著名的“画境之制”：“丙申岁，析天下为十道，沿金旧制画界。”（王磐《蔡国公神道碑》）所谓“画境”，它所指向的就是对世侯们的辖境重新进行调整。我们知道，仅山东世侯严实就曾占据有近百个州、县之地。世侯势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太宗丙申年间，蒙古统治中原汉地的各项政策，都具有标志性意义，推行“画境之制”对于汉人世侯们的权力而言，也是个转折点。

中原地区实行“画境之制”以后，世侯在各自辖地内大体仍是各自为政的。蒙廷对中原汉地的统治，更多意义上也还只是一种“间接统治”的格局。这种格局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类似于承包制的性质，即各地世侯分别负责治理当地，向蒙古朝廷缴纳赋税。简而言之，一方面，蒙古汗廷派遣大断事官行使中原地区地方的最高行政权力，并在各州县遍置达鲁花赤，由此维护蒙古人在中原汉地的统治和各种利益；另一方面，汉人世侯在向蒙古统治者履行纳赋、从征、献质以及觐见的四项基本义务的前提下，获得“署僚自辟”“刑赋专擅”的权力。世侯们享有军事、行政、财政、司法大权，世袭专权，维持着中原地方上的统治秩序。蒙古人在中原汉地所维持的这种局面，就是“草原游牧国家对被征服的定居农耕区居民的间接统治的格局”。

蒙古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由“间接”向“直接”发生转变，则要等到忽必烈于中统、至元之际罢黜“世侯”、推行“迁转法”时，忽必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中统三年，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汉人世侯李璮，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之机，起兵反元，意图推翻忽必烈的统治。李璮是金朝末年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的义子，任山东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李璮所占据的地盘位于蒙古与南宋的交接之处。李全、李璮父子利用自身特殊的地缘条件，在蒙、宋两大势力之间周旋。当李全自度无力抵抗蒙古的时候，他选择了向蒙古人投诚。不过，李氏父子虽投诚蒙古，但仍与南宋暗通款曲。蒙古人为了笼络益都李氏，将蒙古宗王塔察儿的妹妹嫁给李璮为次妻。李璮的岳父王文统，则被忽必烈提拔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主要负责中原汉地的政务，尤其是国家的财政事务。王文统的理财能力极为突出，为忽必烈的经济财政税收问题，作出过贡献。

李璮凭借独特的地位，养精蓄锐，屡次拒绝蒙古朝廷让他出兵从征的要求。

中统三年，当忽必烈正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幼弟阿里不哥的时候，原本在京师作为质子的李璮儿子李彦简，秘密潜逃回山东。李璮随即起兵反元。他首先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涟水（今江苏淮安市涟水县）等城献与南宋示好，以免去腹背受敌的威胁；同时挥兵进占济南。忽必烈从北方前线调集蒙古、汉军予以镇压。不到半年时间，李璮便被围困在济南。他最终选择投湖自尽，不过未死被俘。当时参与围剿的汉人大世侯史天泽、严忠济（严实次子）等人，在捕获李璮之后，担心自己因曾与他有过某种关联而受到牵连，未待忽必烈批准，便立即将他处死。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记载：

严相公（指严忠济）首问曰：“此是何等做作？”王（指李璮）答曰：“尔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指史天泽）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尔处？”王曰：“尔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砟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

史天泽等汉人世侯擅杀李璮，引起忽必烈的不满。他对汉人的猜疑也随之增加。李璮事件表明，中原地区“尽专兵民之权”的世侯，犹如唐末藩镇，强横难制。这对于一心要加强专制集权统治的忽必烈来说，无疑是个让他头痛的问题。为解决汉人世侯的问题，忽必烈不得不对中原地区进行一番整顿。然而，鉴于当时北有阿里不哥、南有南宋的不稳定因素，忽必烈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措施。他处死了李璮的岳父王文统，因为王文统是此次事件牵涉最深的人物。对于汉人世侯擅杀之事，忽必烈则没有采取过激的手段。他十分清楚，对汉人世侯应恩威并举。

李璮事件后，有大臣上奏有关“诸侯权重”之事，矛头直接指向世侯。史天泽返京后，自知擅杀李璮的罪责，为了向忽必烈表达忠诚，他主动提出：“兵民之权不可并在一门，家有一人居官，其余宜悉罢遣。行之，请自臣家始。”此举正中忽必烈下怀。同日，史天泽子、侄被解除兵权的多达十七人。中统三年十二月，忽必烈先后两次下诏：“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从诏书可以看到，忽必烈明确要求各地实行兵、民分治。管民官只处理民事庶务，管军官则掌兵戎军务，以避免地方长官集军权、民事权于一身。依据此项规定，每一个世侯家族，或军或民，或将或相，不可兼任。张柔之子张弘略、张弘范，严实之子严忠嗣等，都被罢掉了万户头衔，削去军权。

中统四年春，“朝议选宿卫之士监汉军”。元廷设置监战万户，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各地汉人万户的监视。监战万户多由皇帝身边的蒙古宿卫士出任，以强化皇帝对各地世侯的直接监管。与此同时，忽必烈又采取“易将而兵”的策略，以互相调换将领的方式，切断世侯与旧部之间的联系，如真定史氏掌管原属顺天张氏的军队，而真定史氏所属的军队则又交由藁城董氏来掌管等。

至元元年年底，元廷“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它的具体举措就是，废除各地管民官的世袭制度，世侯的子孙们可按照荫叙法授予官职，不再直接承袭父辈的职务；实行“迁转法”，即管民官实施三年一迁转的原则；收缴世侯符节，实行易地为官，防止其坐大。

至元二年二月，元廷又确定地方官员成员族群来源的具体配置，“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这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汉人的防范，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忽必烈开始在各族群势力中寻求一种平衡。

在解决汉人世侯问题的基础上，为改变官制混乱无序的状况，重新调整华北地区的地方行政建置，以便确立汉地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元廷又着手实行“并郡县，转官吏”的政策，亦即所谓“省并州县，定六［部］官吏员数”。至元二年闰五月，元廷正式下诏省并州县。至元三年，元王朝“合并江北州县”，并依户口多寡对州、县定等。这轮州县省并的浪潮主要发生于至元二年至至元七年，它所席卷的范围，则集中在中原地区。

蒙古南下略地中原，将具有草原游牧文化传统的军政合一性质的“千户百户”制度也带入中原汉地，这一制度强烈地冲击了中原地区原有的官制系统。当时路府、州郡长官多系有万户、千户之衔，它的军政合一性质较突出。世侯（或部分当地长官）

系有万户、千户等军事职衔，或佩虎符、金符。若跟他们所占据的路府、州郡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蒙古的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之间存在着对应性关联，即中原汉地的一个“万户”往往对应于一个路、府单位，“千户”则基本对应于一个州、郡单元，形成一种“万户路”“千户州”的格局。不过，当蒙古统治渐趋稳固之后，草原制度又逐渐让渡给传统的汉制官僚体系，千户百户制度则又逐渐消退。

中统、至元之交，元廷罢黜“世侯”，推行“迁转法”，解决了中原地区世侯专制各地的局面，正式确立了地方路府州县的行政体系。自此，元廷逐渐走上了唐宋式的中央集权制的传统体制，元王朝也完成了从兀鲁思草原国家向中原汉地中央集权王朝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