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中统：1260年的转折（一）

1260年，是蒙古帝国和元朝历史转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原金、西夏、大理国以及吐蕃各部等所统辖的区域，在先后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后，它们的历史其实都应视作蒙古世界性帝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此之后，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元朝建立，元王朝的历史才应当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严格来说，蒙古帝国的历史与元王朝的历史应该有所区分。元史的叙述，理应从1260年开始算起。然而，由于元代是由蒙古黄金家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蒙古早期的历史与中原汉地，以及今日中国版图内其他区域的历史交错在一起，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有在厘清蒙古早期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元代的历史。

忽必烈是元王朝的建立者。他出生于1215年，有关他早年的历史信息很少。《史集》记载说，忽必烈刚出生不久，成吉思汗就注视着这个新生儿，说他不像自己的其他子孙们那般红润，相反却黑黝黝的像他的舅父们那样。另有一条记载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忽必烈与弟弟旭烈兀前往迎接，在他们分别将自己第一次捕获猎物的血涂在成吉思汗手指上以示敬意的时候，成吉思汗责怪旭烈兀出手太重太粗鲁，而忽必烈则捧着祖父的手轻轻涂抹，深得成吉思汗的欢心。这些或许都是在预示着他的与众不同。

早在1260年之前，忽必烈就十分关注中原汉地的事情，并逐步积累起了治理中原汉地的丰富经验。

忽必烈尚在漠北王府的时候，就怀有“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宏愿。1242年，中原禅宗高僧海云法师及其弟子刘秉忠，应忽必烈之征召赴漠北觐见。海云法师早在此前已先后受到窝阔台等蒙古贵族的敬重，他很可能是忽必烈最早接触的汉人之一。

忽必烈向海云法师问询“佛法大意”以及“古今治乱兴亡之道”。海云法师告诉他要尊贤使能、庇佑天下苍生，这才是佛法大意；并建议忽必烈要寻求“天下大贤硕儒”，向他们征询治国方略，方可明白兴亡之道。当时刘秉忠随侍在一侧，忽必烈每有询问，他都应对自如，“论天下事如指掌”。海云法师南返时，将刘秉忠留在了忽必烈身边。自此，刘秉忠作为忽必烈身边最早的汉人参谋和顾问，向忽必烈讲述汉、唐明君治国方策，屡屡向他进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同时，他还积极为忽必烈搜寻和推荐汉地的各色人才。

海云法师师徒两人对此后忽必烈倾向于采行中原汉地的制度和经验，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忽必烈对汉文化的接近，还表现在他请海云法师给他的二儿子取了个汉名，唤作“真金”。真金后来被立为太子。

蒙哥汗即位不久，就将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全交付给忽必烈管领：“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世祖（忽必烈）总之。”不过，在谋臣姚枢的建议下，忽必烈向蒙哥汗“自请唯掌军事”，以免自己因权势过大而引发猜忌。

1251年，忽必烈正式受命统领漠南诸事，南进驻扎在金莲川（河北沽源至内蒙古正蓝旗一带）之地，开府建衙。金莲川曾经是辽、金皇帝们的避暑胜地，又邻近大兴安岭南端的森林地带，因此又是帝王们狩猎的好地方。忽必烈正是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了金莲川藩府，藩府里各族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人才都相当齐备，包括王鹗、赵璧、窦默、姚枢、郝经、廉希宪、郭守敬、张易、商挺、阿合马等人。他们中既有术数家、理学家、文学家，也有经邦理财者、宗教僧侣、宿卫群体等。

正是在这些人士的辅佐下，忽必烈逐渐倾心于“以汉法治汉地”，并适当变通蒙古旧俗，开始奠定起“立国中原”的基石。忽必烈领悟到汉人谋士们提出的“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的涵义。他在自己的封地京兆、邢州等地采行“汉法”，设立一些汉式的机构加以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姚枢随军访求儒、道、释、医、卜等类人才，并建议忽必烈效法北宋名将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的故事，顺利攻灭了大理国。1257年，政绩颇丰的忽必烈受到猜疑，蒙哥汗派员到他治理下的河南、京兆等地进行审计。在姚枢的建议下，忽必烈带领妻子、儿女全部回到蒙哥汗身边，以此表明自己并无二志，并最终获得蒙哥汗对他的重新信任。

忽必烈经营汉地近十年，不仅锻炼了他的执政能力，也塑造了他的宏观政治眼光，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治国理念。忽必烈广受汉地臣民推戴，当时郝经在写给南宋丞相贾似道的书信《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中是这样评价忽必烈的：“主上虽在潜邸，久符人望。而又以亲则尊，以德则厚，以功则大，以理则顺，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加以地广众盛，将猛兵强，神断威灵，风蜚雷厉，其为天下主无疑也。”

1260年，可谓转折之年。

这一年的三月，忽必烈于开平抢先宣布即大汗位；四月，他对外发布即位诏书；五月，又发布“建元中统”诏书。这两份诏书的内容我们今天仍可以在《元史》等书中找到。

《即位诏书》内写道：

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忽必烈在诏书中为自己即大汗位作出说明：自己受到宗亲大会推戴，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宗亲们来自四面八方，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谓“不意宗盟，辄先推戴”，这显然是遁辞。忽必烈之所以抢先于阿里不哥宣布即位，当然有他自己的政治考虑。当时他的谋臣廉希宪曾对他说：“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忽必烈自然明白其中所包含的意思。

然而，诏书中所云“以贤以长，止予一人”，则显得有些不太恰当了。于汉地传统来说，这是再正当不过的言辞；不过对于蒙古传统而言，这其实与“幼子守产”习俗相背离。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时将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留在了漠北镇守祖宗根本之地；朮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幼弟拖雷，则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部分军队和斡耳朵；1258年，蒙哥汗御驾征南宋，将自己的幼弟阿里不哥留在了漠北镇守和林。这几位“幼弟”都对“大汗”之位抱有“想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占据了蒙古传统所赋予的独特的地位。

这份汉文文言诏书，完全出自汉族儒臣之手，忽必烈是以“皇帝”的身份在对他的汉地臣民说话。至于作为草原部众的“大汗”，他又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必须要区分的是，忽必烈既是汉地臣民的皇帝，也是草原族众的大汗，他的身份具有二重性。

另一方面，《即位诏书》还对蒙古过去几十年的国策提出批评，所谓“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一味武力征伐，虽略地广阔，却疏于治理。忽必烈宣称要对此作出改变：“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这几乎就是忽必烈的政治宣言，他要对蒙古原来的统治方式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变革。

那么，忽必烈要进行怎样的变革呢？这在《建元中统诏》里表露无遗：

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害之事、补偏救弊之方，随诏以颁。於戏！秉箓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这份诏书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革新”的意味，而“革新”的关键是要推行“汉法”。所谓“汉法”，指的是中原汉地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统治经验。事实上，忽必烈“建元中统”，正式颁行汉地传统的纪年名号，这本身就是采用汉法的一件标志性举措。所谓“中统”，从字面去解析它的话，或有“中华开统”“中原正统”之意。我们知道，自汉武帝设立年号以来，年号成为帝王正统的标志，所谓“奉正朔”即指此。而在此以前，蒙古诸汗没有年号，蒙古人传统的纪年方式是以十二生肖来表示的，所谓“鸡儿年”“马儿年”“羊儿年”等等。

忽必烈中统元年的“即位”和“改元”诏书，宣告蒙古政权的统治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它由原来以漠北蒙古本土为重心的草原本位政策，逐渐转向以汉地为重心而推行“汉法”。在中统、至元之交，忽必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大蒙古兀鲁思向元王朝的转型。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标志性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建都邑、立国号、制朝仪、定制度、重农业、崇儒学。

建都邑。

忽必烈曾命刘秉忠择桓州建筑开平城（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中统元年，忽必烈于此地宣布即大汗位；中统四年五月，升开平为上都。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经略漠南汉地时，木华黎后裔霸突鲁曾建议他定都燕京：“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元史》卷一一九《霸突鲁传》）忽必烈采纳了霸突鲁的建议。至元元年，忽必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至元九年，又将中都改为大都。元代最终形成了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两都巡幸制度。夏秋间驻扎于上都避暑，冬春间则驻扎大都。大汗所属兀鲁思的政治中心南移，标志着蒙古统治重心的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