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盛的帝国：蒙哥汗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二）

遵照蒙哥汗的训示，旭烈兀下一阶段要征服的目标是叙利亚和埃及。1259年九月，旭烈兀率领蒙古军队从阿哲儿拜占（今阿塞拜疆）出发，进军叙利亚。1260年初，蒙古军队攻灭叙利亚地区的伊斯兰阿尤布王朝，同时遣军向小亚细亚地区挺进。紧接其后，旭烈兀军队直接对垒的将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然而，由于蒙哥汗去世的消息传来，旭烈兀征战的脚步不得不停顿下来。他将一支规模约万人的军队留驻在叙利亚之后，便率领主力大军东还。

旭烈兀西征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严重破坏，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文明中心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遭毁，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暂时转移到了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然而，对于东方基督教世界而言，旭烈兀西征则意味着是一种胜利，它在不经意之间为基督教徒们复了仇。旭烈兀的母亲和妻子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的信徒，他在西亚地区所实行的政策明显是亲基督教的。旭烈兀攻占报达城时，曾给予基督教徒以某种程度的庇护，并将穆斯林所占据的原拜占庭的教堂归还给基督徒们。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不久之后，旭烈兀及其所建立的伊利汗国曾一度与基督教世界组成为一方，与伊斯兰世界展开新一轮的较量。

蒙哥汗起初授命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庶事”，镇守中原并统兵专意攻宋。忽必烈在金莲川之地设立幕府，广揽人才，任用汉人儒士。针对中原地区混乱无治的状况，忽必烈设立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作为试点进行整治。忽必烈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加上他平定云南的“不世之功”，忽必烈声势日隆，功高震主。正因如此，忽必烈引起了蒙哥汗对他的猜疑。1257年，蒙哥派遣阿蓝答儿和刘太平到陕西等地，以“勾考”钱谷为名，对忽必烈进行巡视审计；同时，解除了他的兵权。忽必烈在谋臣的建议下，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回到蒙古本土，以换取蒙哥汗对他的信任。

正是由于忽必烈在南方取得了重大的军事功绩和治理成绩，蒙哥汗本人也跃跃欲试。他说：“我们的父兄们，过去的君主们，每一个都建立了功业，攻占过某个地区，在人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名声。我也要亲自出征，去攻打南家思。”（《史集》第二卷，第265—266页）不过，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的更为重要的信息是，其实忽必烈领受攻宋任务之后，攻宋行动迟迟未能展开，最后蒙哥汗不得不完全将忽必烈撇在一边，御驾亲征南宋。

1258年，蒙哥汗决意御驾征宋，所谓“帝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他选择的攻击方向是易守难攻的巴蜀之地，而非与南宋军队相持不下的荆襄地区。他将幼弟阿里不哥留在喀拉和林，统领漠北的蒙古军队和斡耳朵，由他负责管理蒙古兀鲁思，并且将儿子玉龙答失也留在了喀拉和林。二月，蒙哥汗、塔察儿以及大将兀良合台，兵分三路攻宋。四月，蒙哥汗驻军于六盘山（今宁夏固原地区），就是成吉思汗当年征西夏时病故的那个地方。从这年秋天开始，蒙哥汗统领的主力部队由陕西入川，一路攻城略池，所遇皆克，进展十分顺利。

1259年初，蒙古军队在合州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区）下受阻。在钓鱼城一带，南宋军队占据有利地形，与蒙古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蒙哥汗在钓鱼城之战中被流矢所中，身负重伤；加上南方天气炎热，蒙古军队中又痢疾流行，蒙哥汗身染此疾。1259年七月，蒙哥汗便去世了。因此，钓鱼城被视为“上帝折鞭”之处。今天，钓鱼城的展厅里还有许多当年的文物。那些圆滚滚的石头，一向被视为南宋军民抵抗蒙古军队的武器，然而事实或许恰恰相反，这可能正是蒙古军队使用抛石机来攻击南宋军民的利器！

至1259年，蒙哥汗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横跨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其版图之辽阔，亘古所无。蒙哥汗时代的蒙古帝国，可谓臻于极盛。不过由于他的遽然崩逝，蒙古帝国向外征伐的脚步由此停顿了下来。所谓“盛极而衰”，这是人类历史亘古不变的规律。

蒙哥汗时期，由于蒙古人对东、西方世界征伐的持续扩展，他们卷入各地区地方性事务的程度也必然会日益加深；蒙古帝国对东、西方世界的统治愈来愈面临着一种“地方化”（即“当地化”）的趋势。美国蒙古史学者T.爱尔森在针对蒙哥汗时期蒙古帝国在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统治政策所作的比较研究中指出：“考虑到帝国疆域的广阔和文化的差异，蒙哥与其大臣们所制定的管理制度广泛综合了诸种不同的要素，这点毫不足奇。帝国的赋税制度融合了蒙古与中亚突厥的税收惯例，户口检括则采纳汉地的经验，军事机构则遵循具有悠久草原传统的模式。尽管帝国的管理制度具有某种匀称性，但绝不意味着整个帝国尤其是其基层制度上的无差异性。它不可避免地要适应当地的实际和传统。由于蒙古人既无统治经验，自身又缺乏必需的官僚人员，他们不得不依靠熟谙当地状况和语言的臣民来充当各级统治官员。尽管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采用各种地方传统的管理方法，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这对于控制和开发新征服的领土而言，乃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正是由于这种“地方化”趋势，蒙古人统治下的东、西方各地（通常被理解为中国、中亚、伊朗地区以及南俄草原这几块区域），必然将呈现出各自的区域特性。随着蒙古人的进入，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的那些区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它们之间既会有共性，也会有各自的特性。如何理解这些共性与特性，这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试图回答的问题。

《元史》对蒙哥汗的评价是：“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蒙哥汗“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由这些记载来看，蒙哥汗是个十分严肃而又严谨的人，这对于国家具体方针政策的推行是件好事。不过，由于他过于固守蒙古旧制而不愿变通，从更宏大的层面来看，就显得缺乏雄才大略和审时度势的灵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