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南誓书与宋辽夏三边关系

辽密切地注视着宋夏战争的形势发展。庆历二年三月，就在宋军好水川之败与定川寨丧师之间，辽兴宗遣特使刘六符来致书，要求归还瓦桥关南之地，并责以伐夏之事未尝与辽商议。瓦桥关南，即石晋割与契丹之地，后为周世宗所收回者，也就是十六州之中的瀛、莫二州，入宋之后，为瀛、莫、雄、霸四州十县之地。辽以“协议”为理由提出领土要求：石晋根据协议割予契丹幽云十六州，后周却凭武力夺走一块，这是什么道理？非得归还不可。对于关南之地的要求，在澶渊之盟的谈判过程中，辽也曾以此为议和的首要条件，但为宋方所拒，在当时不太有利的军事形势下，终以岁币为代价达成盟约。此时辽方重提旧事，其背后还是实力在说话，辽利用了宋夏战争中宋方陷于窘境的机会，并且在幽州一带屯集重兵以为胁迫。没有人会真的以为，最后可以完全拿条约或道理来解决问题。

“西、北二敌”同时寻衅，宋所受压力之大，前所未有。如果辽真的再次南侵，那么宋的形势会比澶渊之盟前更加恶劣。故而大臣提出种种防御之策：譬如修洛阳以备急难；譬如皇帝率军渡河，驻跸大名府以示进取的态度；又如加强京师防御以备辽渡河。这些建议，都做了最坏打算，即辽真的动兵。这些建议或多或少被接受，大名府、澶州城被加固，并屯驻重兵。不过在战争之外，尚有无数的可能性，最切实的办法还是继续观察。对方既摆出谈判的姿态，以一介使臣来，宋方亦当以一介使臣去，先看看谈判的结果。

辽固然是沿用了惯常的做法，“趁火打劫”以谋取本国利益，但事实证明，它还是有底线的，并不愿冒风险，不是真正准备用兵，所提的条件也有商量余地。宋战战兢兢遣使去交涉，发现动之以利并不难。针对辽的基调做了详细计议，宋摆出了两个条件以供选择：和亲，增币，但希望辽方选择后一种，因为和亲仍意味着自己面对北方民族时处于劣势。宋使对辽帝说，贵方要求梁王洪基与本国公主结亲，但大宋皇帝亲女才四岁，所以肯定是宗室女下嫁，陪嫁之资也不会多，本国惯例，长公主下嫁也不过十万缗。最后，双方否决了和亲的提议，一致同意以增币来取代割地，并重新签定誓书。

新誓书的主要内容是辽方获得银、绢各十万的新增岁币后，不再要求归还关南之地。这个结果，基本符合宋人对“戎人”嗜利而忘义的判断。而宋人对这一特点，进行了巧妙、极致的利用。谈到增币问题的细节时，宋方提出，若仅仅是赎买关南之地，宋方只愿出十万，但若辽助宋解决西夏问题，则可再加十万。辽方爽快地选择了数额更高的一种。

庆历二年九月，新誓书签订。辽方信守约定，当年十二月即遣使往西夏，令西夏与宋议和。次年二月，又遣使赴宋，告以西夏退兵许和。庆历四年，宋、夏和约议定，夏向宋称臣，宋册李元昊为夏国主，岁“赐”夏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宋以数十万财货，在西面赎买了和平，虽说未见得光彩，但终于保住了宋夏之间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几乎完全停留在国书上，但宋所求，不过也就是最低限度的“臣属”关系以维持其基本的威望。

宋、夏战争结束了，但辽、夏关系却迅速恶化。

在西夏势力膨胀的过程中，一直获得辽的支持，因为西夏所加意发展的方向不是南就是西，与辽无冲突。辽先后以公主下嫁李继迁、李元昊，并长期以夏之宗主国自居。不过，随着西夏在李元昊手中崛起，并有意将河套周围的党项部落都纳入西夏的统治，而这些部落，原先是分属宋、辽、西夏。在南部边境，西夏占了优势，原先附属于宋的蕃落大部为西夏所夺。在东部，西夏原先慑于辽的力量而采退让之策，后逐渐转变策略，暗暗引诱蕃落投附自己。辽方的谍人不难获得这些信息，辽也逐渐顾忌西夏实力的迅速增强，因此，在辽介入宋、西夏纠纷之前，它与西夏的关系已不那么和睦。辽兴宗重熙十一年，“以吐浑、党项多鬻马夏国，诏谨边防”。“谨边防”，也就是边境冲突的前兆了。

李元昊自身也有意与宋约和，但是，臣属的地位不是他想要的，否则，李德明时代的伪称臣真割据，他何以不满足呢？对于辽一反常态地支持宋，迫他屈服，令他成为辽、宋两国的“藩属”，他更是恼怒。他当时接受辽的要求，或许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屈服。尽早和宋结束敌对关系，在可能不久之后就将发生的辽夏冲突中，对他当然有益无害。正是在辽迫令西夏停战的同年，西夏军开始直接攻击辽夏边境的党项部落。次年，辽边境五个党项部落叛入西夏，辽军征讨叛逃部族时，李元昊率军来援叛部。两国对党项部落的争夺突然表面化。

重熙十三年、十八年，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皆卷甲而还。不仅灭夏的目的没有达成，且两国边境的党项族，也大多为西夏所吞并。但辽并非全无所获。重熙十三年，作为征伐西夏的准备工作之一，辽在河套北部的河外建置军镇，从西夏北面施加压力；又自西夏东面，越河占领河套东部河曲以内之地，并屯兵驻守。面对辽的强大压力，西夏不敢直接以武力回击，重熙十七年李元昊死，不满周岁的李谅祚继位，西夏更无此前的强势。所以两次辽夏战争结束之后，以夏的屈服、称藩如旧，来恢复二者的关系。

从宋康定元年到辽重熙十九年，十一年间，西夏与宋、辽之间分别起了大规模的冲突，战事平息之后，在东亚确立了一个次大国同时向两个大国称臣的体制，其间两大国甚至联手保证次大国的从属地位。大国之间如此“亲密无间”的关系，实在很难在历史上找到同类项。不过，确实有很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即次大国有可能成长为第三个大国，这不是当时宋、辽、夏关系的秩序决定者所乐意看见的。同样的道理，若秩序的决定者，有一方想改变现有格局的话，另一方也绝不轻易跟从。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宋夏战争结束后两年，辽向宋通报伐夏之事，并邀请宋一起出兵，宋不同意出兵，也希望辽不要大动干戈。反过来，当宋方于神宗、哲宗、徽宗朝先后对西夏用兵，辽道宗和天祚帝也先后表示反对，甚至对宋实施威胁。当然，彼此之间的多次劝阻都未成功，但大家都可以放开与西夏的仇怨而不顾，反而不赞助盟友，道理很简单，宋、辽双方都没有将西夏当作心腹之患，真正要警惕的是对方。双方都明白，盟约只是相持的保证，应通过和平手段保持双方实力平衡，而不能指望相互帮助，共同扩张。如果自己不能吞并西夏，也至少要保持这个缓冲国，维持现状，而绝不可赞助对方。这个道理，后来也曾有人提及，建议以此来处理宋辽金或宋金蒙三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