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

仁宗即位后的十几年间，境内外无大事。但是，危机正在西北方积聚。由于这是几十年的老问题，事先论及这一危机者，不在少数，但它的恶劣影响，不一定有人能预先忖度到。

仁宗朝的西北危机，是太宗朝的遗留问题。若说太宗北伐幽云之失败，是因敌方实力太强，以及种种偶然因素，那么，此后在直面另一片很有可能“收复”的疆域之时，太宗的处理手法，就可以直接体现他的政治手段和军事能力。这疆域就是定难军节度使李氏的领地，即夏、银、绥、宥四州。

当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主动内附时，太宗急于求成，令李氏一族内迁，从而造成李氏族人分裂，李继捧族弟继迁率割据势力以武力抵抗。此其失策之一。李氏对于定难军管内党项羌的控制，是因俗而治，与汉地割据政权的控制力有所不同。正如李继捧所说，“戎人狡狠，臣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长期以来，定难军节度使艰苦维持着羌人部落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太宗将十国的经验照搬到羌人地区，拔除了这位平衡者，遂毁灭旧有的政治生态，促成了当地的混乱，宋朝要控制这块新得之地，也遇到抵制。

李继捧归朝之后，又受命出镇夏州，以致被李继迁利用，演变为李继迁、李继捧与宋朝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后在李继迁袭击李继捧之时，宋将复擒李继捧，押回京师，促使羌人进一步离心，宋朝官军又毁夏州城而去，令李继迁得以据有其地。此其失策之二。

而最失策之处，莫过于剿抚不恒，首鼠两端，定难军之扰乱，遂终太宗一朝而不能平。而真宗继位以后，北面契丹的威胁已令他疲于应付，最后竟授李继迁以定难军节度使，相当于承认其割据。至此，太宗十余年的努力，结果是将一个有心内附的半独立政权，变成一个决心割据扩张的敌对政权，形势还不如他着手处理之前。

夏州失陷，其西面的灵州便成“孤悬”之地。灵州向来蕃落众多，在五代后期主要依靠朔方节度使冯晖、冯继业父子折冲樽俎于其间，才得以使灵州留在中原政权疆域之内。然而宋太祖时冯继业来朝，留而不遣，此后便由朝廷新派的文武官员恩威兼施地维持着灵州。这种状态的好处，便是改间接控制为直接控制，但不利之处在于，当地蕃部的力量较难用上，须靠朝廷投入大量兵力与物资。一旦夏州为敌对力量所据，灵州压力陡增，时常被李继迁攻击围困，屡有失陷之虞。时人形容道：“逆寇滔天，灵州闭垒，披猖之众，蹂践四郊，田畴日荒，樵苏绝路，负户而汲，易子而食，备御理尽，飞走望断。”且刍粟不继，需朝廷不断供给。一旦解围，朝廷便“召发甲兵，裹送粮草，未逾终岁，辇运复兴。乃是以日系时，而转输无已，驱秦、雍之百姓，供灵武之一方，使无辜之民，膏涂原野”。而供给方面的绝大难题是供给之途需要经过环州、盐州一带的狭窄通道，李继迁极易从夏州出兵，抄掠粮道。围攻、抄掠交互进行，灵州最终在咸平五年被李继迁攻陷。而考虑到此前守卫灵州的种种困难，真宗实在下不了决心再去收复它。后人清楚地看到，宋代疆域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西面与河西走廊隔断，缺乏由陆上“走向世界”的通道，这就是由夏州失陷，引发灵州失陷的直接后果。

真宗朝的退让政策确实换来了长期的和平。李继迁在坐拥河套的富庶之地后，兵锋转而向西。他率军攻打河西走廊重镇西凉府，兵败受伤，在宋景德元年不治身亡。其子李德明继位，对东、南两面的强敌表示恭顺，受宋封为西平王，受辽封为大夏王，在位二十七年，西向攻取了西凉府和甘州。天圣九年李德明卒，其子李元昊继位，即刻西向略地。宋景祐二年克肃州、瓜州、沙州，至此，以国都所在的兴州为基地，国境东西逾三千里，由河西走廊东端的西凉府扩张至走廊西端的沙州。对于李元昊的力量来说，沙州实在是有些远了，至此，李元昊的创业告一段落，他准备保守已有成果。李元昊立制度、创文字，于宋宝元元年称帝，建国号大夏，并要求宋册封他为“南面之君”，即同为一国之君，但宋、夏有高下之分。

宋之所以忍痛接受李德明实际上的独立，是因李德明长期入贡、称臣，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君臣关系。而李元昊称帝则打破了宋默许其割据、但要求他必须称臣的底线，宋于是在边界悬榜募其首级，夺其官爵，禁互市，这就相当于宣战了。李元昊立即转向，开始侵宋。

宋康定元年，夏军大举入侵陕西，直指重镇延州。待各处宋军来援，于延州西面三川口设伏，宋军步骑近万人战死，主将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平等被执。所幸天降大雪，夏军补给困难，无奈退兵，延州才得以保全。

庆历元年，宋得知李元昊即将攻击渭州，事先遣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率军向西北迂回包抄，计划在李元昊退路设伏，对其予以重击。但任福中敌诈败之计，弃辎重追袭，孤军深入，被诱至渭州以西的好水川，士马乏食已三日，西夏伏兵合击，任福军将士战殁者万人。此为宋军第二次大败。

庆历二年，李元昊再次大规模举兵，这一次，直冲渭州而来，宋军葛怀敏部积极迎战，北进至边境镇戎军定川寨，被李元昊亲率十万军队围困，断绝水源，葛怀敏率军突围，万余人覆没。西夏军直抵渭州以东，大掠而回。

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方在这三次战事中损失兵力最巨，各约万余，其他历次战役中，被杀被俘以千计的，也不在少数。据说庆历二年之后，陕西大震，有大臣请防御潼关——如此提法，相当于要做好丢失陕西的准备。此时，宋确实是再无余力在西北进行大规模战争了，不过西夏也已尽其全力，它比宋更经不起人员的损耗，杀伤敌方大量兵员之后，己方也伤损颇多，且并未取得重要地区或城市，在战略上未获得明显的新优势。故而取得较好形势之后，西夏也不再展开大规模的入侵。所以，宋固然一意求和，西夏方面也在寻找下台阶的机会，只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无法一致。最后宋方竟邀请辽介入此事，以第三方的压力来结束不战不和的局面，这是当时宋、辽、夏三边关系中非常奇特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