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峙的巩固与鼎立的酝酿

弟、侄的威胁不复存在，太宗得以顺利地传位于亲子。不过，传位也远非一帆风顺，第一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因“心疾”火烧王宫被废，第二位卒于太子之位，三子赵恒顺理成章地成为皇位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宋太宗谋略固然不及唐太宗，不过，与兄弟争位、困于传位问题，在这两点上两位“太宗”却颇为相似。

创业不过两代，就需考虑收缩战线，停止攻势，转而守护已有疆域及巩固内治，因为农业民族并不适合无休止地进攻和扩张。汉武帝下罪己诏及武后拖垮府兵制，即重蹈未适时收缩之覆辙。宋太祖、太宗之武功，实逊于汉、唐创业之主，后代君主并无“祖宗余烈”可恃，加之承平既久，君主长于深宫，人民溺于安靖，兵士不耐劳苦，将领不习戈马，所谓文恬武嬉，欲其得逞于沙漠之中，何所凭借？故而对于真宗以后的君主来说，其所能尽力者，一是固其边圉，勿使外敌交侵；一是善其内政，勿使祸起萧墙。国家建设若欲持续有“成”，则全然有赖于“守”。

太宗遗留下的北疆问题，对于真宗是个巨大的压力。因为，将传统的汉地囊括于疆域之中，是一个中原皇朝有足够的资格以正统自命的重要条件。真宗以一个盟约，结了一个兄弟之国，却失去了收复幽云汉地的机会，心有余恨。然而借此消除边疆危机，对于“守成”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较之其他朝代，宋代有两个特殊的机遇：一是经过晚唐、五代，江南、两浙、巴蜀之经济与社会，一度超越华北，宋初就有了一个富庶的南方；一是宋辽缔盟，真宗以后百余年，华北长期安宁，这为北方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宋益之以农商并重之策，民生日见丰裕。境内民庶对皇朝之认同，也正建基于此。

真宗仅有一子赵祯活过十岁，故而赵祯毫无悬念地继位，即仁宗。其在位四十一年，是北宋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接续宋初以来内部长期稳定的局面，他以谨慎保守的态度稳守祖宗基业，至其末年，北宋获得了逾一个世纪的安定发展，各项政策已臻成熟，社会经济之繁荣，已超越此前任何时期。然而繁荣之下，亦有忧患。太宗引惹的北境危机，真宗给出的解决方式，算是差强人意。但在西北方向，同样由太宗种下的祸根，却因真宗的不思进取而养成巨患，这个巨患最终在仁宗朝爆发。在南方，与安南接界处的“溪洞”酋长，竟然掀起摇动两广的叛乱。这似乎足以成为否定仁宗朝之为“盛世”、抨击当时“积贫积弱”的理由。不过，这些边患，其破坏力最终也仅限于边境，并不具备令宋政权灭亡的能量。它们倒是促使朝廷上下反思：如何改变宋朝在持重状态下日益走向无力的趋势。这成为后来激进改革的先声。

真宗即位之初，北境形势尚可。太宗端拱二年后，辽有事于其他各方——主要忙于平定阻卜、党项之叛，还曾一度征伐高丽——暂时无暇南顾，侵宋之举中断了十年。但宋辽并未解仇，真宗即位两年之后，即咸平二年，辽再次以重兵长驱南侵，这算是一次“伐丧”。辽军偏师深入河北中部，被击退于冀州城下，主力则在瀛州获得会战的胜利，擒获宋军方面大员、高阳关路都部署康保裔。但这是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辽军取得一次关键战役的胜利后，就立即退师，却在接近宋辽边境的莫州遭遇一次阻击战，伤损颇众。而此后五年，契丹隔岁入侵，双方互有杀伤。但宋作为防御的一方，河北各州县都可能成为战场，宋之兵、民和物资，可能在河北被逐渐耗竭，这才是比较可怕的前景。

景德元年，辽军再次大举南下。但此次进攻，似乎改变了以往的策略，辽军主力对瀛州、定州的进攻未获成效，辽军却弃之不顾，继续沿黄河北岸南下，攻大名府又不下，遂绕行至澶州，迅速逼近宋之心脏地带。这个姿态，就不像是消耗战，而是欲一举灭人之国了。

比起太宗来，长于深宫的真宗，更不是一个勇于担当的君主。敌军南下之际，大臣吵吵嚷嚷，意见不一，有人甚至提议迁都南方以避辽军锋芒，这也加重了真宗的游移。有赖于宰相寇準和毕士安的坚持，朝中勉强达成一致意见，由真宗亲征，至黄河以北迎击敌军。景德北征，后人归功于宰相寇準的强悍、毕士安的持重，固然不错。不过，真宗的表现倒也不可一概抹杀。咸平二年辽军南下时，真宗就曾北上至大名府，虽然离最前沿的战场瀛州尚有距离，但新君没有在宫城中“运筹帷幄”，总算勇气可嘉。虽然真宗此次北行也时常畏畏缩缩，事后也心有余悸，但毕竟还有几分胆魄，能允许寇準“胁持”他北上。

在真宗到达澶州前两天，两军已在澶州迎头相撞，辽军大将萧挞凛在接战时中伏弩而死，宋军士气大振。当真宗到达之时，宋军更是士气百倍。决战一触即发。但此时，双方都有理由中止这场战争。

自当年深秋辽军入侵之后，辽宋双方可说一直是处在“混战”状态，辽军四面出击，却仅攻占了祁州、通利军等次要的城市，宋军则四面迎敌，同时也出偏师至辽境缘边之地骚扰，根本未发生决定性的战役。但是，宋方面临的危机是非常直接的。宋军一旦在决战中失利，随即发生的很可能就是皇帝被擒，辽军渡河直捣开封。若有选择的话，宋方不会愿意选择在京师附近进行一场决战。

对于辽方而言，它的危机在于孤军深入，或将无法全身而退。据宋方宣布，辽军在瀛州城下“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张，但频频攻城而不下，军力必然受损严重。萧挞凛死于澶州城下，士气受挫，会战的前景，更不被看好。但是，辽军撤退也不容易，归途中的所有重镇都为宋方所据，后路恐被截断。辽军初时进军迅速，导致退军不便，以往所表现的进退如风，如今却难逞其技了。故而澶州城下即将发生的战役，对于辽帝，也如王钦若形容宋真宗亲征一般，是“孤注一掷”。

据宋方记载，闰九月辽军攻入宋境不久，即已通过此前被辽军擒获并获重用的宋方将领王继忠，向宋提出和谈建议。这说明其此次南下，早有彻底解决两国争端的想法。但同时又继续进军，以期在和谈中更有利于己方。反观宋方，也是如此，闰九月底收到王继忠书信，十月初即已派出曹利用赴辽军商洽和议之事，同时又不改亲征之议，同样也是希望给对方制造压力。双方都相当谨慎，从辽军出师之初，直到澶州城下，可以说都是寓和于战。真宗到达澶州之后十天，如双方所希望的那样，和议顺利达成了。

抛开景德元年当时的战况不谈，和议对两个政权的发展，也都有长期的利益。它符合宋这个以农立国的政权转向文治、稳固内政的趋势，更是降低了解决西北问题的难度。而对辽这个政权来说，阻卜、党项、女真这些部族，以及渤海这个有亡国之痛的民族，时常给政权带来内部危机，平息南方的争端，可以使它立即转身向其他方向寻求解决之道。在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它果然全力经营蒙古高原，此后百余年，将这个经常给农耕民族带来危害的地区，置于其直接管控之下。这一努力，不仅使辽政权自身免受来自西北方向的侵害，欧亚大陆诸种农业文明，皆蒙其惠。

关键的战役没有发生，一方使另一方覆亡的可能性也没有变成事实。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由五代延续下来的契丹与中原时断时续的战争，双方开始了长达近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但是，这种和平状态的长期维持，意味着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打算。这块兵家重地落入北方政权之后，就使得后者长期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中原皇朝则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这种形势，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在北宋当朝，幽云地区一直是一个心结，收复幽云似乎成为证明本朝是“盛世”的重要标志，这个心结最终导致了北宋末年的对辽战争，间接导致北宋覆亡。

后世对澶渊之盟及其所保证的和平所做的诸多抨击未见得公正。盟约规定宋每岁与辽银、绢共三十万，被后人诮为资敌；宋、辽兄弟相称，被后人视为辱国。不得不说，类似的说法未免过于偏激。岁币之数额，在宋的岁入中所占比例在百分之一以下，相比战争费用，几可忽略。而宋帝为辽帝之兄，正如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是借用“认亲”的方式拉近双方的距离，但双方既是平辈，更无从看出辱国的迹象。后人立足于中原皇朝的立场看待澶渊之盟，是无法持公正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