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与科举、学校

文治与武功对举，它本着文官治国、儒术治国的原则，以发达的文官系统，追求以非暴力的手段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文官历来都有，但文武分途是否清晰以及是否具有排外性，文武相对地位如何，历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宋代文官地位之高、文官系统之成熟，在历代可算首屈一指。

文官系统之发展成熟，直接表现就是文官占据了官僚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政系统中的主要职位。其在官员总数中的比例也超过前代。在这套系统趋向成熟的同时，文官系统表现出相当强的封闭性。在中央，省、部长官，已不再有武官的空间；地方州、县官员，从长官到佐贰官，都以文官为主，仅沿边地区军务为先，尚给武将留了些余地。朝廷维持文官的强势，原因之一在于武将的不可靠，再则，对于烦琐的民政管理来说，文人显然更能胜任。

武人很难进入三省—州县的文官体系，而文人则侵入武人的领域。中央之枢密院，迅速为文官所据，军令部门转归文官掌握，仅文人无法熟悉的军政，仍归武人。地方上以文官知州、县事，兼本州、本县兵甲事，各路经略安抚使也以文官为之。统合全国来看，武人大体脱离了各种政策之决策——包括军事决策，仅负责执行而已。由这种分工来看，文官地位明显较武人为高。宋廷在武装力量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都绝不少，不可谓“轻武”，但其以文官来压制武人的地位，确可称为“抑武”。

文官系统的建设，是一个整体工程，它有一个复杂的官僚制度作为基础，但若没有数以万计的文官去填充，它还是无法存在的。前代文官的来源复杂，主要有荐举、恩荫、吏员升陟等，至唐代又以常规的科举考试来选拔精英文士。正如钱穆所说，宋的制度，基本袭自前代，几乎未有创新者。然而，宋的长处正在于，前代曾有的制度被择善而从且能加以完善，科举制就是在宋代臻于巅峰状态的。

在太祖时期，科举仍如五代时，每岁科考，取进士数人至十余人不等，偶或取诸科之士数十或百余。至太宗朝，科考改为间歇性举行，通常两至三年一科考，平摊到每年，约取进士百人，诸科二百余人，顿时填补了中低级文官的大量空缺，也鼓励了真宗创下一次取进士、诸科一千五百余人的记录。表面看，较之以前，太宗取士仅是在数量上发生变化，但后人一致认为，此举直接促成了太宗至真宗朝全国文风大盛、社会阶层流动顺畅，并使精英人物迅速向朝廷靠拢的局面。在政府这一面，不仅可通过稳定的渠道网罗管理人才，用太宗的话来说，就是“田野无遗逸”“朝廷多君子”，而且使“文治”压过“武功”的基调得以确立。科举制之全面推进，太宗确有开创之功。

在科举兴盛之时，学校蓬勃发展起来。真宗朝，个别私学已有较大规模和影响，于地方文化与科举贡献甚巨，并推动了官学的创立与普及。如大中祥符年间，应天府民曹诚于名儒戚同文旧居造屋一百五十间，聚书千卷，招徒讲习，得真宗嘉许，改立为官学。仁宗即位之初，诏“藩辅”皆置学。“藩辅”者，京师近地及府、节度州，如此，则官学先普及于中心地区。至庆历四年，诏各州、军、监置学，又许县立学，官学遂遍置于全境所有统县政区，且县学亦于发达地区逐次建立。徽宗崇宁元年，规定全境各县立小学，且以小学—州学—太学的次序升补，升入太学后，得有一定比例优秀学生直接授官，此制部分代替了科举之制。至崇宁三年，徽宗下诏废除科举取士，一律通过学校升贡来命官。宣和三年，又诏复科举。徽宗的改革，力度实在是很大，当时文官系统遇到了什么问题以至于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实难以猜估。但科举恢复以后，官学教育的成果也保留了下来。一直向下延伸到基层政区的官学，此后与科举制紧密配合，构成一套成熟的文官培育机器，吸引为数日众的士子投身于儒业，为宋代三百年的“文治”提供了充足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