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十国与宋辽开战

太宗即位后，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事就是重新统一天下。太祖于开宝八年灭南唐，去掉了南方最强的割据政权，南方仅剩吴越钱俶、漳泉陈洪进。太平兴国三年，乘钱俶和陈洪进二人来朝之机，太宗扣留了他们，胁取了这两块弹丸之地。吴越对中原诸皇朝一直顺服，太祖曾希望钱氏能主动献地，不令汉光武与窦融专美青史，故钱俶来朝而太祖纵还之。太宗则更为现实。尽管得此二地不足以彰显宋之强大，但吴越虽小却富，必能为太宗扫平北方提供助力。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北汉。北汉的抵抗非常激烈，宋以数十万众围攻太原，打得“城无完堞”，宋军伤损甚巨，直至即将城陷之时，刘继元才出降。这证明了当年太祖对北方谨慎用兵是有道理的。

攻克太原是如此艰难，太宗因此愤愤地将此城夷为平地，并即刻移师东向，去收复幽云。六月，宋军连降岐沟关、涿州，大军遂围幽州。然而宋辽高梁河一战，宋师大溃。宋太宗拼死突围，逃到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此役，随行宫嫔皆没于战阵，太宗自己也中了两箭，此后箭疮反复迸裂，直到十八年后，太宗因此而死。

自951年辽世宗被弑，辽与后周、宋之间，战事不多。尤其是后周显德元年辽、北汉联兵南侵遇挫之后，二十多年间，辽与中原的军事对抗主要采取守势，目的在于维持一个缓冲地区，故而宋屡次伐北汉，北汉都得到数万辽军的支援，且济以饩粮。至于平日，宋、辽之间则常有使者往还通问。但太平兴国四年之北伐，结束了宋、辽之间的相对和平，自此，辽军频频入侵。不过，北伐的失败，尚未使宋军元气尽丧，之后双方互有胜负，总体而言还是宋军的胜率更高一些。然而，战场毕竟在宋的河北地区，若任由辽军年年入境，繁庶的河北必将蒿莱遍地。太宗不堪其扰，希望挟最近几次胜绩，与契丹议和，不料被契丹一口拒绝，颜面丧尽。此时有边将上言，谓契丹幼君在位，母后听政，人心不附，我方可图大举。于是，在第一次北伐七年之后，太宗再次兴兵，此为雍熙北伐。

鉴于御驾亲征，皇帝容易成为敌军进击的主要目标，太宗吸取了教训，自己留在开封，命数员大将向幽州、云州、蔚州三路进兵，主攻方向在幽州。大家没有统一的指挥，各部行军路线、进攻次序、会师地点，太宗都已事先布置好，让将军们照办，还谆谆教诲，大家一定要协调行动，不能孤军深入。可是到了战场，各路进展有快有慢，事先的路线布置全不管用。曹彬部进展特快，转瞬间攻破涿州，再回师破契丹军于新城后，继续北进。也如前一次北伐一样，燕南诸州势如破竹，但太宗却再一次由希望的巅峰掉到了失望的谷底。由于曹彬部挺进太快，已入燕境，不但偏师未来会合，本部的后勤也没跟上，士卒面临饥饿之虞，退而就粮，又进而求战，遭遇敌方重兵，复退向宋境，途中被辽军追及，大败于涿州岐沟关，此为五月之事。辽军于东路大胜后，迅速收复西面诸州。宋太宗第二次伐辽，又以完败收场。而辽军即刻展开报复行动，大举进入宋境，当年十二月，于宋境瀛州君子馆大胜宋军，宋军战殁者数万。自太平兴国四年至此，于关键战役连败三仗，于是宋军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反攻了。而辽兵则接连南侵。当年末，辽兵深入邢州、深州，大掠而去。端拱元年，辽帝与萧太后亲征，宋北境一片狼藉，周世宗收复的易州，也再次为契丹攻陷。较之雍熙北伐之前，宋方的形势更为恶劣，又因失易州之故，宋之北境较之周世宗末年亦有所退缩。

此后百余年间，失地再未能收复，宋的实力，也再未凌驾于辽之上。太宗对此有一定的责任，这不仅种因于他的两次北伐失败，更由太宗的能力、心态和政策所致。

雍熙北伐失利，据官方记载，大将曹彬进退失据，是导致主战场失利的主要原因，但太宗在开封遥控指挥，前线数路大军进止不统一，又缺乏独立决断的权力，却是更深层次的致败之由。两次北伐，皆由太宗直接主持，故而，两次失败，太宗都难辞其咎。从太宗的积极进取精神来看，他应该是觉得自己的雄才伟略胜过兄长。太祖当年四攻太原而不下，而他则是一气呵成，所以很有自得之心，认为以他的气魄胆略，平天下不足虑。于是，在太原城的废墟上，他拒绝了群下的持重之论，一力求战，却未考虑到，北汉之亡，要归功于他兄长的经营。太祖数征北汉而中辍，转而采用了更为稳健有效的釜底抽薪之策。他分遣诸军深入敌境，劫掠北汉人口。数年之间，北汉就损失了数万人口，当太宗削平北汉之时，这个政权总共才三万多户，可见太祖的策略对北汉之损伤是何等严重。太祖培养的将领，在战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不仅是说围攻太原孤垒的貔貅之师是太祖苦心经营的成果，更是指石岭关一役击溃契丹数万骑的郭进是太祖多年信用和栽培的猛将。此役使太原援绝，不降则化为齑粉。

太祖用兵从无大败，因为他设法维持着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也因为他惯于避强击弱，非有十足把握不愿付诸强攻，对于契丹，尤为谨慎。在太祖朝，取幽云之事曾在君臣间多次提及，但太祖一直未决定直接动兵。太宗则不同，他敢于冒险，勇于承担人力和物力的损失，很难判断这是不是帝王的优秀品质，因为他小处得手了，但关键时刻却未获成功。太宗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值得怀疑，但他本人却又极度自信，以致热衷于在后方指挥前线作战，动辄授以阵图，指示将领勿得擅改，这种行为，本来就是一种非专业的表现。而他的最大问题，更在于他的自信与他自己的军事能力不相匹配，并且滥用这种自信。

与自信共生的是猜忌。太宗在即位之前，缺乏战场上独当一面的经历，他不像兄长那样了解战事、了解武将。在他看来，战争不是一种难度很高的事，他本人不就很轻易地掌握了吗？所以他不怎么看得起武将。但又觉得他们掌握武力非常危险，所以又需特别防制。他最直接的防制方法，就是强化监军的作用。监军一职，并非他的首创，但监军之势力，却在他的时代得到极大的强化，以至于监军凌驾于主将之上，肆行非法而主将无可奈何，甚至侵侮主将，猛将郭进就是受监军迫害而死的。对武将的防制，直接造成了武将群体缺乏活力，使宋之军事能力逐渐下降。对于这一点，太宗或许有些心理准备。他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内患更为危险，需要重点预防。那么内患之中，以何为先呢？当然就是北宋深以为戒的五代故事——藩镇割据为乱、禁军首领兵变。对武将的重重防制，确实巩固了内政，但终使宋无法取得对辽的优势。

当然，对武将的防备与控制，远不止于监视武将。作为没有在与创业相关的战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君主来说，制度的建设，远比凭借个人威望震慑武将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