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建立宋朝，是利用了何种制度缺陷，他在建国以后，就要去弥补这种缺陷，以防后人效法。既然是禁军中的兄弟把他推上皇位，那就要对这些兄弟特别注意。他做了皇帝后，这批兄弟依次升迁，仍然在禁军供职，只是在他们中间插进去一个新人，就是皇帝的兄弟赵光义。但是这只能达成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在有控制力的壮年皇帝在位的情况下，它才能存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之于宋太祖，正如宋太祖之于周世宗，老留在禁军中，养大了势力，万一自己“不虞”，留下一个周恭帝那样的小孩儿皇帝，他们保不准也会学一招“黄袍加身”。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在禁军高层换血。但他并未用屠戮功臣等比较直接、血腥的方法。

建隆二年，即大宋建国第二年，太祖召集禁军旧部聚饮于宫中。有了三分酒意，他开始倾诉：“当皇帝未必有多少乐趣，每夜我都睡不安枕啊！”

群下知机，问道：“天下已定，何人敢有异心？

陛下何必忧虑？”

“我相信你们没有异心。不过，一旦有人硬把黄袍套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不成。”

“这个倒是没想到。请陛下哀怜，指一条明路！”

“人生弹指即过。不若多积金帛田宅，留与子孙；歌儿舞女，颐养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忌。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吗？”

众人谢恩：“皇上能做此想，足令枯骨生肉，枯木逢春！”

旋即各自找了理由，辞去了禁军中的职位，外放去做节度使。

这个“杯酒释兵权”之典故，说的是从龙诸将“释”了禁军中的兵权。禁军高级军官，睡于皇帝的卧榻之旁，时时威胁皇权，安置好他们，是最为紧迫、最为关键之事。借着旧友“心甘情愿”安度晚年的机会，宋太祖重新整顿了禁军，改革了统兵制度，把禁军中的重要位置安排给新进人物，强化了对禁军的控制。

那么放出去做节度使，是不是威胁小一些？确乎如此。五代后期，藩镇势力已弱，不再具有颠覆性的力量。不过，乘乱兴兵的能力还是有的，有时仍会有很大的破坏力。若不能在短期之内弹压叛乱的藩镇，则会影响其他藩镇的动向。后汉时陕西三镇连兵，当时的枢密使郭威左支右绌、焦头烂额，动用常规兵力之外又大肆招募新军——赵匡胤就是在当时从军的——才得以平定。所以，藩镇仍是一种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宋朝建立的第一年，潞州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筹划反叛，且李筠引北汉为援。当时宋太祖极担心他们南北夹攻，便用计使两边一先一后而发，而且他还亲征潞州，终于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若藩镇和其他多种不利条件结合在一起，比如契丹、北汉、南唐等，那么危机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很难逆料的。

所以对藩镇的控制和削弱，不能松懈。太祖的处理手法不算新颖，他最常用的是命各节度使换任，或称“徙镇”。节度使总要在本镇有若干年的经营，才好完全掌控本镇的资源，有作乱的资本。可是一旦徙镇，多年的苦心经营顿时化为泡影。然而皇帝令节度使易地任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想听命的话，就只好在条件不那么成熟的时候立即反叛，以致很难成功。从建隆元年开始，各节度使被密集徙镇，节度使作乱的难度大大增加。太祖有时征召其入朝以考验其忠诚度。一旦入朝，很可能就被长期留在京师，甚至被免了实职，领干薪、“奉朝请”了。开宝二年，太祖又重用“杯酒释兵权”的故智，一次“准许”五名来朝的节度使“辞职”。

太祖朝对于藩镇的频繁调整，使藩镇的势力愈加消退，建隆元年潞州和淮南发生的带有恢复旧朝性质的反叛，成为最后的藩镇叛事，中唐延续下来的藩镇割据、称兵之惯习，至此告终。接下来的十余年，宋太祖凭着过人的手段，消弭了藩镇起兵的可能性，终结了一个时代。

在中央释禁军旧僚之兵权，在地方则制约藩镇，使之不得展手足，这些都足以见太祖之高明。此外，他对其他将帅尤其是边将的控御也非常成功。史家盛赞他用人不疑，郭进、李汉超、何继筠等边将，皆在一地掌兵十数年、二十余年，久任而成事，故边圉宁靖。一位开国皇帝应当拥有的宏猷远略，宋太祖都不缺乏。他在位十六年，国内外形势日渐稳定，这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但不得不说，太祖依靠的，更多的是他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他做事、用人，抓大放小，不拘一格，嗣君若无他的眼界、胆魄和胸襟，就无法像他那么挥洒自如。后世君主能守得住这个天下，就要更多地依靠制度。而制度的建设，他在位时才刚刚启动，大部分内容，还有待太宗甚至真宗、仁宗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