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的形势

晚唐留给五代的遗产，是战争与混乱。中晚唐以藩镇为乱源的持续的局部战争，耗竭了唐室的生机，席卷南北的黄巢起义，遂将它和东部旧藩镇一同推向倾覆。“后黄巢时代”的二十余年，它之所以能延一丝余息，那是因为，在没有哪个“诸侯”可以独大之时，仍将“天下共主”供在神坛上，还是有必要的。

九世纪末期，经过黄巢起义的“洗礼”之后，最强盛的“诸侯”已不再是安史之乱以后长期跳梁的河北藩镇，而是少数几位“边缘”的军阀。如由黄巢阵营归唐的朱温，在代北艰苦经营多年的沙陀人李克用。两者的身份都比较边缘，却活动于唐的核心地区关内、河南、河东，他们不属于中晚唐典型的偏霸一方的藩镇，而是更有活力的“暴发户”。排在他们之后的，才是幽州卢龙镇等有悠久历史的旧藩镇。唐末的政治舞台，就是以朱、李两方的殊死搏斗为主线，卢龙镇等旧藩积极参与的全武行。旧藩的力量被朱、李迅速整合，从而使中原完全参与到两方的血斗中去。

我们可以在唐末和五代前期看到一个令人欣慰的迹象：最大的藩镇将要变成皇朝，而其他旧藩镇将陆续被消灭，其地将成为新皇朝的可控疆域。至少在中原地区，各方混战可望在不远的将来结束。但是，在宁定之前是不遗余力的血腥厮杀。李氏的晋政权由塞北南下克河东，而后东向平河北，再渡河灭后梁，西向并岐，横扫中原，其间魏博、易定、泽潞、卢龙诸雄藩纷纷殄灭。

在李氏灭梁建立后唐之后的三五年间，华夏似乎出现了再次统一的征兆。中原已定，李氏旋即对前蜀用兵且战胜攻取，荡平南方的前景隐现。然而篡弑与兵变相仍，又因石敬瑭引契丹兵南侵灭后唐，且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致使华夏一统的可能性一时又化为乌有，五代仍沿着离乱的路径走下去。

若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以后两百年之乱局是由安禄山发端，那么，黄巢可以说是第一次转折的缔造者，他促成了原有的藩镇格局的瓦解。而石敬瑭则导致了第二次转折，藩镇体制即将被终结之时，他阻滞了这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五代重臣篡夺皇权的肇端，并且导致草原势力深度介入中原政局。自后晋始，中原的动荡换了一种方式，藩镇已无掀动全局的力量，而核心层的冲突，却频频导致改朝换代；中原政权惯用的“以夷制夷”，由于自身的内耗以及契丹控制了塞上的形势，再无施展的环境，而契丹则得以施展“以夏制夏”的谋略。

在内层，对各个短命皇朝来说，北方诸藩镇已不是主要的威胁，主要的乱源已悄然发生变化。致命的祸患，来自卧榻之旁。后唐末以降，先是亲从，后是禁军首领，这两类直接威胁到皇权的人员，都是身处中央的重臣大将，真正是“心腹之患”。石敬瑭、刘知远皆以亲从而致藩镇，兼有两种身份；而郭威主要是以亲从的身份发家；至赵匡胤，则以禁军首领的身份转移了政权。时人对这种转变是否有清醒的认识，直接决定稳定的新皇朝能否成立。在外层，藩镇力量大幅削弱，但藩镇叛乱仍是代代有之，由旧藩镇生成的割据政权——所谓十国——也是生生不息。在最外层，草原的力量已经壮大——这是历代中原政权大多遭遇过的，而且非常稳定——这是前代政权很难遇到的。这互相扣联的三环，便是后晋以后华夏的大致形势，是宋立国的背景，也是宋要致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