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宋朝又称“赵宋”，它上承五代，下启元朝，共历十八帝，以宋高宗赵构南迁为界，分为北宋与南宋。这个王朝历时达三百二十年，自秦代始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赵宋为连续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不过，赵宋并未完全统一，先后有辽、夏、金、元等政权与它共存，各占据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时代各政权之间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复杂。在政权内部，如何将五代的尚武与动荡引向尚文与安定的局面，是这个时代最引人关注的话题。这一转型是成功的。宋代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尚文与安定，是其最主要的背景。合各政权之间的关系、各政权内部的政治与文化发展诸层面而言之，这个时代呈现于后人的，是一幅繁复而精致的画卷。

鉴于唐末藩镇林立、王室衰微、大权旁落，从而造成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历史教训，宋王朝的创建者当然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但其在集权的举措上多有创新，其过程温和、渐进，很少使用暴力。宋太祖赵匡胤靠精心策划的“陈桥兵变”起家，但在“代周建宋”的过程中，于百姓则“秋毫无犯”，于后周太后及幼帝，则能加以善待，这在此前历代都较为罕见，这也奠定了赵宋政权的统治基调。之后就是以“杯酒释兵权”来消解禁军对皇位的威胁，逐步削去藩镇的权力以控制地方军队，从而实现“抑武”的目标。同时，以完善科举、重用文臣，来提高政权的民事管理能力。依靠崇文抑武稳定内政，宋朝成功地走出了五代的阴影。

但是，文治与武功难以并举，似是历代王朝的宿命。宋的内政固然稳定，对外用兵却一直不顺利，以致面对并存的北方政权——先是辽、西夏，后是金，最后是元——处于相对弱势。早在907年，即后梁取代唐的同一年，居今辽河一带的契丹族建立了契丹政权。947年，耶律德光南下中原，灭后晋，改国号为“大辽”，借鉴中原的中央集权与皇帝专制，极大地强化了内部的凝聚力。至宋建国，它所面对的，是兼有中原王朝的组织方式和游牧族强大的骑兵力量的新式政权，在它面前，宋占不到上风。双方为华北北端的幽云十六州进行四十余年断续的战争之后，终于在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自此开始百余年的和平。尽管“不武”，但以此方式得到了“盛世”所需要的“太平”，也不能说不可取。

宋夏之间则是频频产生冲突。夏国由割据政权发展而来，其得以立国，本身就是宋的统一大业失败的证明。夏的自立、扩张与宋的统一欲望相对立，使两者在十一世纪发生多次战争。战事时起时歇，直至北宋灭亡。辽夏之间的关系，与宋夏关系也有相近之处，夏割据与自立初期，受辽的保护，但同样以武力摆脱了被保护国的地位，与辽、宋并立而在形式上向后二者称臣。这种“三国鼎立”的形式，因辽希望在辽宋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地区而得以维持。

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灭北宋，将赵氏驱至淮河以南立国，旧有的平衡遂被打破。由于陕西是夏扩展疆域的主要方向，夏与失去陕西的南宋不再有冲突，改而与金纠纷不断。但宋、金两大国的矛盾，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与宋辽关系相比，宋金之间远不和睦，金欲侵吞而宋欲恢复，由此引发的三个和议与三场全面战争，是两国之间不稳定关系的写照。不过这并不妨碍金以中原制度来塑造本身，引入三省六部制，行用科举制度，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处处呈现“中原化”的迹象。作为北族而据有中原者，金政权亟需借用中原旧有的体制笼络汉人，巩固内政。而时日稍久，统治者自身也不可避免地“中原化”了。

身处复杂的环境，宋政权用尽各种手段，使境外的问题不致过于影响内政的稳定。在这一点上，它做得很成功。北宋和南宋各有很长一段时期，疆域大部分较为安定，北宋超过百年，而南宋近百年，这足以使经济与文化获得长足发展。譬如农业生产便有显著提升，政府主导新作物的普遍种植，并促进新农具的推广，以弥补人力与畜力的不足，此类政策很见效果，粮食产量与土地承载量得以迅速提高。这一点无法由产粮的数据直接推出，但可由北宋初至北宋末的人口数量的剧增看出来。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商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商税的征收量与管理水平也同步提升，中国历史上首部商业法规《商税则例》因此诞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应运而生，以适应对通货的激增的需求。交子首先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四川盆地产生，由成都十六户富商发起。后几经变动改进，由宋政府于天圣元年设立世界上首个纸币发行机构，这成为世界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其中尤以城市平民为甚。长期以来，城市中的夜生活是禁绝的，城门按时启闭，城中实行“宵禁”。到了宋代，这一条成规被打破了。在大城市中，夜市直至三更，有的商铺通宵经营，至晓方散，称为“鬼市子”。作为娱乐场所的“瓦子”大量涌现，上演各种技艺节目。中国传统的市井生活，至宋代开拓出新的局面，绘于北宋末的《清明上河图》，便生动地展示了宋代都城市井生活的片段。

与经济发展相伴的，是科技的巨大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得到完善且应用于实际生活中的。沈括著述的百科全书式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当时多项科技成就，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宋代是文化自由而昌盛的时期，这也表现为当时私学大盛。基层的私学，如“私塾”“乡学”，从事启蒙教育。达到较高水平、较大规模的，则成为“书院”。书院中不乏经学大家。十一世纪前期的胡瑗、孙复、石介，世称“宋初三先生”，各以经术教授门徒，门人各数百，一传再传。传播学术的书院四处散布，北宋、南宋各有“四大书院”之谱，有宋一代的文化面貌，为之改观。

宋代大儒朱熹，于创办书院一事，可谓不遗余力，成就卓著。孝宗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亲赴白鹿洞勘查书院遗址，并定议重建书院，作为自己讲学之所。次年春，书院建成，朱熹即日登台讲《中庸》首章。淳熙十年，朱熹又于武夷山创办“武夷精舍”，门徒云集，盛极一时，成为“朱子学”传布的重要基地。

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最昌盛的时期，此说并不为过。而宋孝宗朝又是宋代学术最为繁荣且兼容并蓄的时期。当时，王安石的“新学”已广受学者抨击，但孝宗却反对“执一而废一”的不相包容的态度。对于持论与“新学”颇为不同的“蜀学”，孝宗也表示赞赏，并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以示褒扬之意。正是在孝宗朝，朱子学、陆九渊的心学、张栻的湖湘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叶適的永嘉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等，各学术流派一时俱起，并立当世。这个时期的学者阵容及文化开放程度，不逊于春秋战国。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等“南宋四大家”及著名词人辛弃疾，也活跃于孝宗朝的文学舞台上。这一时期，又只是一个缩影，是三百余年有停顿、有起伏但未尝断裂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