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后期的权力角逐

唐太宗用自身的例子为后世树立了一个皇位可以力争得到的“榜样”。魏王李泰能力出众又野心勃勃，太子李承乾本人也不像官方史书描述的那么不堪。到了贞观中后期，围绕着皇位继承权，在李泰和李承乾的周围形成了两个政治阵营，彼此互相倾轧，这构成了贞观后期政治的主线。

李承乾在官方史书中，被描述为亲近胡人，喜欢突厥衣服、语言和生活习惯，举止乖张的一个人。官方史书甚至暗示他是一个同性恋。不过这些记载都要打上问号。连最基本的细节，《旧唐书》都不一定靠得住。比如贞观十七年李承乾政变失败后，按照《旧唐书》的说法，他被流放，到了贞观十九年才在流放地去世。但是后来出土的《李承乾墓志》明确记载李承乾在政变当年也就是贞观十七年就被处死了。《旧唐书》之所以将李承乾去世的时间往后推迟了两年，主要目的应该还是为了掩饰太宗杀子之恶。李承乾亲近突厥贵族，并没有什么奇怪。在太宗击败东、西突厥后，大量的突厥贵族家庭移居长安，数量达到一万户，数以百计的突厥贵族被授予五品以上的官职。在皇位争夺中取得突厥贵族的支持，对李承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突厥史学者认为，如果是李承乾继承皇位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高宗永隆元年突厥发动叛乱建立第二帝国了，那么整个东北亚的政治局势又将不同。

李承乾身边围绕了大量的学者，比如孔颖达。作为李承乾的重要幕僚和宫臣，孔颖达在李承乾资助下修撰了《孝经义疏》；同样的，颜师古也在李承乾支持下完成了《汉书注》，在唐代，关于《汉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为了与李承乾相对抗，魏王李泰则资助了著名的《括地志》的编撰工作。《括地志》以《贞观十三年大簿》划分的政区为纲，全面叙述十道、三百六十个州、一千五百五十七个县的建置沿革，以及山岳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人物故实等。李泰为了完成这部著作的修撰，动用了大量的政治力量和人力资源。这里面除了真心推动学术的成分，也包含了李泰与太子李承乾在文化领域竞争的意图。这种太子、亲王资助学术的模式，在唐代非常普遍，乃至成为知识和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比如章怀太子李贤资助完成了《后汉书注》，蒋王李恽资助编纂了《兔园册府》等。

李承乾还跟佛教僧团保持密切的关系。他资助建立的普光寺，一度成为长安的佛教中心，大量的高僧被引进到该寺居住，普光寺在十余年中基本上处在他的掌控之下，从延揽高僧、任命僧职到主持辩论、安排僧丧，无一不管。因为跟政治的关系太过密切，在李承乾倒台之后，普光寺作为佛教中心的地位迅速下降。这也是政治影响信仰世界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这一时期，唐朝前期诸王用度非常之大，魏王李泰的用度甚至超过太子李承乾。由于李泰在各方面表现优异，太宗一度想让李泰移居太极宫的武德殿。惯例，除皇太子外，再尊崇的皇子也只能居住在宫外。在魏徵的坚决反对下，李泰没有获得这个殊荣。在当时的政治传统中，府主与僚佐比较容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政治产生影响。李泰因为要夺取皇位，所以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他的僚佐黄门侍郎韦挺、工部侍郎杜楚客都私底下为李泰联结大臣，希望能够扶持李泰上台。杜楚客就是贞观名相杜如晦的弟弟。李泰失败后，李泰魏王府的大批僚佐被流放到岭南，杜楚客也被废为庶人。

据史料记载，李承乾是跛足，不管如何，最后李泰越来越得到太宗的赏识，给李承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贞观十年当诸王被封为世袭都督、刺史时，李泰却被太宗留在了长安，太宗还给他成立了一个文学馆。这个文学馆，实际上就是模仿太宗当年在秦王府成立的文学馆。这种强烈的政治暗示，让很多大臣自然倾向于李泰，而李承乾则有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李泰周围聚集起来很多大臣和贵族子弟，比如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等，而李承乾周围则有攻灭高昌的将军侯君集、杜如晦的儿子杜荷、太宗的弟弟汉王李元昌等。

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李承乾决定效仿自己的父亲，也发动一场宫廷政变，来夺取皇位。但不幸的是，他的一个亲信纥干承基在被捕后供出了他的图谋。贞观十七年，李承乾被迅速逮捕，支持他的大臣和贵族子弟也被流放或处死。但是李泰没有从中获取好处，在长孙无忌等元老大臣的支持下，李泰也被赶出长安。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太宗正式册立十五岁的晋王李治为太子。虽然太宗对李治并不满意，但是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太宗死后，作为新皇帝舅舅的长孙无忌成为左右政权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