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度关系的嬗变

中国本来的宇宙观在佛教传入后受到巨大的挑战，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印度传来的新知识则认为印度处于中心而中国是边鄙之地，身处边缘带来的焦虑感在许多高僧的著作中均可看到。五印度中的“Madhyadesa”被译为“中国”，许多早期佛教文献所谓的“中国”并非中华之中国，而是Madhyadesa。后代之学者不了解其中的思想背景，就会犯下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清代四库馆臣对东晋《法显传》有关“中国”的记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晋僧慧严就认为中天竺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能叫“大夏”，只能称“东夏”（《释迦氏谱》）。三国吴月氏优婆塞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就已经把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描述为天地的中央。这种观念一直到唐代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山录》时还被坚持，其将洛阳视为震旦的中心，而天地的中心是在印度。持本土立场的学者，比如李淳风，对佛教宇宙观大加批判，他极力论证华夏居天地之中，指责佛教对天地的论述“怪诞不可知”（杜佑《通典》卷一八五《边防一》）。

唐代及其以前，中国僧人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天竺求取佛经。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同时，他们都在内心深处有某种焦虑，为自己生在边地而焦虑。玄奘到天竺之后，甚至为此感到呼吸闭塞。法显他们到了印度之后，千方百计地去佛经里提到的圣地朝圣，比如佛祖讲经的耆阇崛山。耆阇崛山又名伊沙堀、揭梨驮罗鸠胝、姞栗陀罗矩吒，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之东北。耆阇崛山在唐代高僧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法显、玄奘都曾到此山朝圣。高宗上元二年至则天光宅元年，义净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其间，他曾与无行同游鹫岭，又在王舍城怀旧，赋诗述怀，写下了《杂言》《一三五七九言》等诗作，其中《杂言》即作于耆阇崛山，其词有云，“观化祇山顶，流睇古王城”，“七宝仙台亡旧迹，四彩天花绝雨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玄奘准备归国时，印度的师友就劝说他留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印度是佛土，而中国处于边地。唐代及其以前的朝代，佛教徒对印度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但是这一切，在一个大唐的使臣到达天竺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足以影响到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

太宗贞观十五年，已统一了北印度的摩揭陀国戒日王派遣使节到达唐廷。贞观十七年，唐朝派遣李义表担任使节访问摩揭陀国。李义表的副手是王玄策，之前在今天的广西地区担任县令。这是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王玄策此后还数次出使印度，著有《中天竺国行记》一书，今失传。部分内容见于道世编撰的《法苑珠林》，如卷一六引王玄策《西国行传》记载泥婆罗国著名的水火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的记载还详细。可见，《中天竺国行记》的价值当不低于《大唐西域记》。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李义表和王玄策到达摩揭陀国，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王舍城，王玄策等人登上耆阇崛山，于是勒石为铭，其辞有云：“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法苑珠林》卷二九）在佛祖讲法处勒石纪念，言辞却用“出震”“龙飞”“光宅”等带有中国本土天人感应思想的字眼，这一历史场面背后的思想内容之丰富，自不待言。

贞观二十一年，此时已经升任右卫率府长史的王玄策担任使节再次出使摩揭陀国，其副手是蒋师仁。这次他们选择穿越吐蕃和泥婆罗进入印度——吐蕃的弃宗弄赞已经跟唐朝结亲，交通也打开了。但是，在王玄策使团抵达摩揭陀国时，戒日王去世了，他的大臣——帝那伏国的国王阿罗那顺篡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阿罗那顺袭击了使团，王玄策和蒋师仁逃到吐蕃，向弃宗弄赞求援，弃宗弄赞此时也出于扩张势力的考虑，派出一千二百名吐蕃士兵，跟吐蕃关系良好的泥婆罗更靠近印度，所以派出了七千人的军队。王玄策带领这支军队大破天竺军，俘虏了阿罗那顺及王妃、王子等。王玄策随后带领俘虏，于贞观二十二年回到长安，向太宗献俘。王玄策此次扬威域外，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政治上的升迁，实际上王玄策的个人仕途并不顺利，始终也没有升迁到较高的位置上。此外，他从印度带回的号称两百岁的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给太宗制造的延年药，最终却导致了太宗的死亡。

贞观二十二年，也就是在王玄策带领俘虏回到长安的这一年，玄奘翻译完成一百卷《瑜伽师地论》，唐太宗亲自撰写序文《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因此上表感谢。在谢表中，玄奘毫不犹豫地将太宗描述为佛教的理想君主转轮王，并且歌颂他“给园精舍并入堤封，贝叶灵文咸归册府”，也就是说太宗居然把佛祖讲法之地都纳入统治范围，而且神圣的佛经也纳入到大唐的内府。玄奘又进一步回忆了自己“往因振锡，聊谒崛山，经途万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的经历，歌颂太宗的伟大功德。唐朝著名的学者吕才，也如玄奘一样，深受鼓舞，认为“三千法界，亦共沐于皇风”，大唐的雄风“故令五印度国，改荒服于藳街；十八韦陀，译梵文于秘府”。（《全唐文》卷一六〇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

在玄奘回国之时，印度诸僧即以唐朝地处佛土边缘劝玄奘留下。永徽五年春，法长返回印度，玄奘让他捎信给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信中赞颂了唐朝皇帝的治国有方而又能推行佛教，有“轮王之慈”；而且唐朝佛教“亦不异室罗筏誓多林之化”，也就是说，唐朝的佛教，跟印度的情形已无高下之别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印度高僧、酋长、商人大量来到唐朝，在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促进了两个伟大文明的交融。武则天上台，天竺僧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歌颂武则天的《大云经疏》和《宝雨经》，天竺僧人和贵族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在医学和天文学上，印度移民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典型的如天文学，来自印度而定居中国的瞿昙悉达，一家四代都在唐朝从事过天文工作：其父瞿昙罗曾任太史令，其子瞿昙譔曾任司天监，其孙瞿昙晏曾任司天台冬官正，而瞿昙悉达不仅主持过天文仪器的修复，编纂过《开元占经》，还于开元六年奉旨译成《九执历》。“九执”就是“九曜”。《九执历》是根据几部印度历法编译而成的一部历法，它引进了印度天文学中的一些先进的内容，如周天360度和60进位的圆弧度量方法、黄平象限等概念，以及太阳远地点位置、黄白交点运动周期等比汉历精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