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虽效之，终能反之——破灭突厥

中国历史上的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唐朝前期，中国不但在疆域拓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文化上展现出高度的自信。中原农耕地区在与北方草原部族的对抗中，经常处于被动。唐代在取得国家统一之后数年间，就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东、西突厥，唐朝的皇帝被拥戴为“天可汗”；大唐帝国的势力沿着丝绸之路深入中亚腹地；在西南方向虽然受阻于刚刚兴起的吐蕃王朝，但是唐朝的使节借用吐蕃和泥婆罗的兵力，击败了中印度。佛教在亚洲大陆兴起后，印度因为是佛祖诞生地而被视为宇宙的中心和圣地，甚至在中国中古时代，中国的僧人如法显等都认为印度是中心，中国是边地。早期的佛教文献中的“中国”，实际上指代的是印度。但是唐朝不但击败了印度的一个主要政权，而且在佛祖讲法的圣山勒石纪功为铭。唐朝的高僧如玄奘也宣称，中国的佛教已经不异于印度本地。在这一时期，唐朝对自身国力和文明展现了高度的自信，当时的人们心胸宽阔，夷夏之防也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关注点，他们不仅能够容纳和融合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而且积极改造自身文明，最终成就了皇皇大唐盛世。

从北朝开始，中国北方开始分裂。在中土分裂之际，北方草原的突厥兴起，成为前所未有的庞大政权。北朝后期，北周和北齐互相攻击，却都引突厥为援，突厥也在两边平衡，取得最大的战略利益。当时的佗钵可汗曾经夸口说：“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所谓“南两儿”，指的就是北周和北齐。隋朝末年和唐朝初年，中原又陷入战乱之中，突厥获得了良好的战略空间和机遇。中原人为躲避战乱，又多投往突厥。突厥实力大增，势力凌驾于中原之上。大量的割据政权包括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乃至李渊集团，都曾向其称臣。其势力范围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控弦百万。在宇文化及被窦建德击败后，窦建德也应突厥要求，将救获的隋炀帝萧皇后和隋炀帝的嫡孙杨政道送到突厥，安置在隋朝原来的定襄郡，实际上是给唐朝制造了一个潜在的分裂政权，可以向李唐皇室施加政治压力。从这个层面上说，唐朝击败突厥，才最终成为东亚世界不可挑战的强大政权，这也是唐太宗最大的战略胜利，影响不可谓不大。

隋朝瓦解后，对于求助于己的群雄，东突厥都授予称号，大搞平衡之术。比如刘武周，突厥封其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建元为天兴”（《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梁师都，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封其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僭皇帝位，建元永隆（《新唐书》卷八七《梁师都传》）；突厥又封李子和为平杨天子，李子和对突厥称臣，派弟弟去做人质。一直到唐朝建立后的武德三年，唐朝的并州总管李仲文还暗地里联络突厥，计划引突厥兵南下直入长安。（《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六月》）李仲文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谶，突厥许诺立他为南面可汗。

李渊起兵时，也如上述诸人一样，求援于突厥，并请求突厥约束刘武周，不要让他偷袭唐军的后方基地太原。李渊起兵时用绛白旗，这是一种杂糅的符号。突厥是白旗，李渊不想完全使用白旗，于是杂糅了绛色，实际上是表示一方面臣服于突厥，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独立性。隋朝是火德，尚红，所以隋朝的朝会服装、旗帜都用红色。李渊起兵时仍宣布自己忠于隋朝，以隋朝的忠臣义士自居，所以旗帜也就变成了一半红一半白。

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足见当时突厥之强盛。即便唐朝建立之后，突厥也屡屡入侵。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秦王李世民之前与突利可汗有香火之盟，结为兄弟，他利用这层关系离间颉利、突利，才使突厥军后撤。玄武门之变后，唐朝政局出现短暂的动荡，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便率领十余万精锐骑兵进逼长安。突厥大军取道泾州，泾州守将罗艺是刚刚被杀的太子李建成的亲信，他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就放突厥大军过去，突厥大军因而得以迅速抵达长安城外的渭河边。此时长安城内部空虚，诸州军马来不及增援，长安市民能作战的不过几万人，可以说长安城危在旦夕。按照官方史料的说法，是太宗亲自领兵至渭水布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迫使颉利不敢轻进，最后两人在渭桥上杀白马盟誓，突厥最终撤军。不过，真实的情形恐怕没有如此浪漫，似乎是太宗把国库里的财宝送给颉利才最终躲过了这场仓促而至的战争。李靖当时建议太宗清空国库来满足突厥的要求，贿赂颉利避免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太宗一直视这一事件为“渭水之耻”（《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太宗即位后，很快就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并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个，而关中就置府二百六十一个，“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唐太宗延续了隋代分化离间突厥部族的政策，在各个酋长之间搞势力平衡。而颉利可汗又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引发了内部的纷争。颉利可汗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并让他们担任行政官员，随之便形成了突厥朝廷安土重迁的趋势。突厥中的保守分子把这种趋势看作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威胁，群起反对。贞观二年，突利未能镇压反叛的种族，颉利就把他囚禁起来，并处以鞭笞。突利和颉利两个首领的分裂更进一步消耗了突厥的力量。加上塞北霜降，天公不作美，导致突厥粮食短缺，经济实力被严重削弱。游牧经济跟农耕经济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畜牧业的起伏相当大，是一个几何指数的变化。在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的时节，牛马的繁衍非常迅速，数量呈几何指数增长，但是一旦碰到严寒干旱，牛马的数量又会迅速减少。这很可能是北方草原霸权兴起很快，衰亡也很迅速的原因之一。这个时候，突厥似乎正遭遇到相当不利的气候变化，也为唐军一举攻灭东、西突厥提供了有利条件。贞观二年四月，突利为颉利所攻击，太宗并不救援突利，而是趁机将割据在河套一带受突厥保护的梁师都集团消灭。

唐朝军队经过长期战争，兵为老兵，将为宿将，作战经验丰富。从隋朝瓦解到唐朝建立，唐朝军队几乎每年都在作战，所以这个时期也正是名将辈出的时代。唐朝军队即便与向来强横的北方草原骑兵相比，也毫不逊色，而其专业化更胜一筹。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唐帝国在此后半个世纪里，将自己的势力往四面八方拓展，往西深入中亚腹地，往东攻灭高句丽、百济，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可谓都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唐太宗本身就是名将，他抓住突厥内乱的良机，在贞观三年冬，突然对骄横无比的东突厥发动全面战争。要知道，就在两年多前，突厥大军还曾兵临长安城下，给新成立的唐帝国造成巨大的恐慌。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发动对突厥的全面战争。唐军的突然袭击取得了巨大的战果，颉利可汗被打得措手不及。

贞观四年一月，唐军李靖部从山西北部出发，突袭定襄，直接攻击颉利可汗本部，将其击溃。被突厥扶持的隋炀帝孙子杨政道和萧皇后被俘，颉利可汗仓促北走碛口，途经今天的呼和浩特西北，又遭到了唐军李勣部的伏击，损失惨重。李靖和李勣两军联手，切断了颉利可汗北逃大漠的道路，最后将其擒获，东突厥灭亡。东突厥各部看到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这么快就被唐军俘虏，纷纷投诚。太宗初闻李靖破颉利，大悦，对侍臣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

此后北方游牧世界虽然不断有些政治起伏，比如薛延陀在贞观十五年曾突入长城以南，但都被唐朝平定。贞观四年春，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贞观二十一年，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皇帝“天可汗”的头衔一直保持到后期。相对于“皇帝”，“天可汗”是唐朝君主面对游牧世界时的身份，其在皇帝之上，增加了一层新的含义。唐太宗视四夷为一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展现出高度的自信。击败突厥并彻底消灭他们的军事力量，是唐太宗最大的军事成就，这场战争改变东亚游牧世界的整个局势达半个世纪之久，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于如何处理东突厥灭亡后的遗民，朝廷发生了一场经久而热烈的辩论。颜师古、魏徵、李百药等儒家学者，都反对把突厥人引进内地，特别是反对把他们安置在京师附近的地区；不过最后太宗采取了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降众安置于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命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在唐朝政治军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突厥人也有很多，比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等。突厥的遗民在唐朝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贞观后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皇位争夺中，李承乾曾引进不少突厥贵族子弟。突厥的生活方式也对唐朝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李承乾就非常喜欢穿突厥的衣服，而且还会说流利的突厥语。

当东突厥在隋代和唐初屡次威胁中原王朝的时候，西突厥正专心经营西域：它和拜占庭帝国联合压迫波斯。到了太宗时期，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统辖有东自玉门关，西至萨珊王朝的波斯，南起克什米尔，北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但是此后西突厥帝国突然崩溃，分裂为东、西两个联盟。虽然在唐贞观十五年乙毗咄陆可汗又短暂统一了西突厥，但是他很快就失去了大部分部落的支持，被迫逃入吐火罗国。受到唐朝册封的乙毗射匮可汗以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向唐朝请婚，以保持跟唐朝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