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遣唐使和文化交流

高句丽和百济灭亡之后，其遗民大量进入大唐，大唐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容纳了这些移民，并接纳他们中的精英在帝国的政治、军事、公共工程等领域担任重要的职务。出身高句丽、百济的唐朝名将就有泉献诚、高仙芝、黑齿常之等，其中高仙芝更是在玄宗时代领导了唐朝军队对中亚的远征，为捍卫大唐帝国的边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高句丽移民高足酉在武则天上台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了修建天枢的工程；百济移民沙叱忠义长期在唐朝军队担任重要职务，不但频繁参与了对外作战，而且也参与了景龙元年太子李重俊发动的政变；在玄宗政变上台以及开元早期政局中地位显赫的王毛仲，也是高句丽人。同时，移民也给唐代文化增加了新的元素，给大唐气象增添了新的亮色。唐朝宰相杨再思以擅长高句丽舞著称，而李白更有赞美高句丽文化的诗歌。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是大唐之所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体的重要原因。

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新罗王金法敏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大体上跟唐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新罗接受的唐朝制度和文化极为广泛，其官制、都城建制都模仿唐朝，唐朝的文化典籍、佛教、诗歌也成为新罗文化的一部分，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新罗国学里，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项目，新罗因此号称君子之国。新罗屡屡派遣贵族子弟来唐朝留学，开成五年，学成回国的新罗留学生就有一百零五人。有的新罗人在唐参加科举并及第，例如崔致远十二岁入唐，十八岁进士及第，他的《桂苑笔耕集》，直到如今还在流传。唐朝时期，不仅中国的天文、历法和医书大量传入朝鲜半岛，而且朝鲜半岛的绘画、雕塑和音乐也受到中国的影响。现存韩国庆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萨像，与唐朝的石刻造像风格十分相近。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是当时佛教文化的重镇。此后，中国僧人不辞辛苦西行求法，得佛教之真传，中土也逐渐成为传法之中心。高句丽、日本遂常来求法，唐代最为兴盛。早在南北朝时，就有新罗僧人来华求法，比如圆光，他先后经历南朝和隋朝，最后回到自己国家传法。虽然也有新罗僧人加入西行求法的队伍，比如义净记载的新罗僧人慧业、阿离耶跋摩、玄太、玄恪、慧轮等曾在印度学习，但是朝鲜半岛的佛法，仍然主要传自中土。来中土学习的新罗僧有很多，比如新罗僧人玄光，曾跟随南岳慧思学习；玄奘的弟子中也有圆测、元晓、顺憬等新罗僧人；新罗僧人义湘曾跟随华严宗二祖智俨学习，深得华严学的精髓；另有新罗僧人慈藏于贞观十七年到了唐代中后期，禅宗、密宗也逐渐传入朝鲜半岛。

九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居民有不少来大唐经商的。新罗商人所至，北起登州、莱州，南到江南，例如登州城有新罗馆，楚州、泗州有新罗坊。新罗坊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侨居中国的朝鲜半岛居民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力作，他们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新罗商人的船只来往于今山东、江苏沿海之间，也常常航行到日本。唐朝后期，由于中国水手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日益发达。中国商船可以直航日本，新罗的船只也时时往来于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由于新罗与唐朝民间交往密切，甚至产生了像张保皋这样纵横东海的人物。张保皋出生于新罗清海镇一个平民家庭，曾在唐朝徐州任“武宁军小将”，擅长战技。张保皋曾以兵力扫平海盗，确保了新罗的海上安全，也使清海镇成为新罗的贸易要地。张保皋被封为“清海镇大使”，打击海盗贩卖新罗人口到唐朝为奴的活动。张保皋还在今天的山东荣成修建了赤山法华院。日本高僧圆仁随遣唐使藤原常嗣等一行西渡求法时，自开成四年始，先后三次客居赤山法华院，时间长达两年零九个月，并得当地官吏、居民和法华院僧侣之助，西去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卷二）随着势力的增长，张保皋试图干预新罗朝政，结果却在内斗中死去。晚唐诗人杜牧写有《张保皋传》，赞扬张保皋的功绩。

受中国佛法传布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至今佛法依然在日本非常昌盛。日本佛教最早或由百济传入，佛法在日本初兴，曾引起朝臣贵族的分裂，以致在敏达天皇十四年，敏达天皇下敕禁止佛教，两年后用明天皇又解禁。到了推古天皇元年，圣德太子摄政，开始奖励佛法，并调和日本本土宗教、儒学和佛教三派思想，日本佛教由此奠定基础。推古天皇十五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等人入隋。之后日本便有敕遣僧人入华学佛的运动。到了唐代，日本僧人来华求法达到顶峰。从隋代到唐末，日本先后派遣华使十六次，另外还有数量更多的私人求法，这使得日本佛教日益昌隆。举凡庙宇建筑、僧伽组织等，均取法于唐人。例如，日本国分寺之设立，就是模仿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日本东大寺之大佛，也是取法唐代白马坂大像；奈良时代的古京六宗，全是传自中土。齐明天皇时，日本僧人道昭入唐受教于玄奘，其后又有日本僧人智通、智达跟随玄奘、窥基学习；华严法藏的弟子中也有日本僧人审祥；更有唐朝僧人东渡日本传法，比如鉴真，前后六次东渡日本，跟随的僧人有十余位，日本人号之为东征和尚。

平安朝入唐求法之风极盛，归国携去经典极多，为一特色。被称为入唐八大家的日本僧人，在回日本时都带回了大量佛教典籍。比如最澄带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多系天台章疏；空海则带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多系密宗典籍；其他如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等也都带回大量佛教典籍。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与旧京贵族势力和佛教宗派拉开距离，同时也大力资助僧人往中土求取新的佛法。在这种背景下，最澄于唐贞元二十年来唐，回去之后提倡天台圆顿之旨，批评南都六宗。最澄在日本佛教史上地位非常重要，被称为“传教大师”。与最澄并称的日本僧人是空海。他与最澄一起来到唐朝，但是学习的方向不同。空海在长安青龙寺跟随慧果学习，被授以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兼从天竺般若三藏学悉昙，回国之后大力宣扬密宗，在高野山创金刚峰寺，至今都是日本真言宗最有名的道场。空海被称为“弘法大师”。自空海和最澄入唐求法之后，日本佛教的局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空海更赋予了日本皇权新的意涵，在日本政治和思想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必须指出，佛法东传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积极的迎取；另一方面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衰落，佛教高僧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末法精神，希望能够把佛光传播到新的土地上。不仅日本僧人来大唐学习，唐朝僧人也主动东渡日本传法，其中最有名的是鉴真，鉴真于天宝十三载到达日本。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年近七旬了。鉴真把戒律传到日本，同时把唐朝的佛寺建筑、佛像雕塑的艺术也介绍过去。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及其金堂内的卢舍那佛，就是鉴真及其弟子在天平宝字三年创建的。

除了佛教，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建筑、历法等方面都受到了唐朝的影响和塑造。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直接使用了中国历法，如《元嘉历》《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等。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到唐朝，其中玄宗开元二十年多治比广成一行竟多达五百九十四人。整个唐代，日本前后共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遣唐使一般由博通经史、娴习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他们也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带来彩帛、香药、珍宝等，带回乐器、书籍、经卷、佛像等。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在高向玄理等留学生的协助下进行的。所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简直就是受唐朝的直接影响，其后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官制系统也大体依照唐制而成。武则天长安三年，日本朝臣真人粟田来唐，武则天宴于麟德殿。玄宗开元五年，日本再次遣使来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副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日本传》）。朝衡又作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居唐朝京师数十年，与诗人王维、李白交往颇深，王维、李白都有诗作赠别晁衡。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楷体汉字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这种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日本正仓院现存的文具、衣饰、屏风、乐器等唐代文物，见证了唐代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在唐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达到顶点。到了唐末，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已根深蒂固。

日本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和文物，随着这些典籍在中国本土的散佚，日本保留的这些文化遗产实际上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藏在日本的大量古代佛教写经，可以弥补很多中国佛教缺失的记载；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术数类的书籍曾多次遭到禁毁，但是其文本和某些条目、思想元素，却在日本保存了下来，这些文化遗产不但是理解日本古代文化的珍贵资料，也对理解整个东亚世界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毕竟，唐代时的整个东亚世界实际上是沐浴在同一个文明之下的，虽然样式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