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按照崔瑞德的说法，隋唐帝国带有“世界主义”的色彩。这种“世界主义”代表着宽广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它促进了唐代宗教、文化、艺术、知识的绚烂和辉煌。以汉帝国继承者自居的隋唐帝国，通过战争和文化融合，树立了自己在东亚世界的中心地位。在隋唐帝国开启之前，高句丽通过干预中原王朝内地的统一战争，联络突厥，控制契丹等民族，试图对新兴的隋唐帝国构成挑战。隋唐时代，隋文帝在开皇十八年即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经过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以及唐太宗三伐高句丽，一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经过长达七十年的战争，最终将高句丽消灭。总章元年九月，唐朝年迈的老将李勣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围城，最终攻陷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经过这场战争，唐帝国彻底树立了对东北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主导地位。日本由于参加对唐作战而惨败，其国内发生了重要变革，并在此后一千年间，再没有做入侵亚洲大陆的尝试。

因为隋炀帝三次征伐高句丽均以惨败而告终，并且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瓦解，中国历史上一般都把隋炀帝对高句丽的征伐视为其个人任性放纵的结果，认为正是隋炀帝的穷兵黩武，才导致刚刚统一的帝国又陷入了内战。但是实际上，早在隋炀帝之前，其父隋文帝就开始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而且规模非常大。在隋炀帝之后，唐太宗也连续三次发动对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直到其去世为止。唐太宗的儿子高宗，更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对高句丽作战，直到总章元年攻灭这一政权。如果说隋炀帝是昏庸之辈，那么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英明君主的唐太宗，为什么也要固执地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呢？

其实，对高句丽的战争并非仅仅是君主的个人行为，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原王朝所面临的重要考验。早在南北朝后期，高句丽就已经通过外交和军事行动，干涉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所以，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与其说是个人的穷兵黩武，还不如说是中原王朝既定的对外战略。

北朝后期，北周攻灭北齐，然而北齐宗室高宝宁据守营州，拒绝投降。营州是北齐镇抚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等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宣政元年，原先逃亡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引突厥军队南下，企图依靠北齐遗臣占据范阳，因遭到北周的反击而未能得逞。大象二年，高绍义被北周使臣贺若谊执送回国，但是高宝宁仍坚守营州对抗北周。在杨坚夺取北周皇权建立隋朝后，高宝宁依然坚守营州，直到开皇三年被杀为止。高宝宁对抗北周和隋朝的战争，得到了高句丽的大力支持。高句丽王亲自统率军队，救援高宝宁，大规模地卷入中原王朝内战。可以说，早在隋朝建立之初，高句丽西联突厥，控制契丹等东北诸族，保护高宝宁，俨然已是隋朝的心腹大患。隋文帝在檄书里列举高句丽的罪愆，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未尽臣节，第二就是“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也就是说高句丽对契丹、靺鞨有控制能力。在隋朝统一过程中，高句丽与突厥、南朝的陈联合起来，对抗隋朝。突厥文《阙特勤碑》的内容显示，突厥强盛时常常与高句丽结好并遣使往来。这一切，都让隋唐帝国的统治者感到芒刺在背。

隋唐帝国是继汉帝国之后重新统一的王朝，隋唐两代都强烈认同自己是汉朝的继承者。在讨论对外政策时，大臣们屡屡提到要恢复汉朝时的疆域。这种民族主义的雄心，使隋朝在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恢复汉朝领土的计划。这一计划在南方进行得比较顺利，隋文帝将中原王朝的势力拓展到了今天越南的河内一带；在西北则战胜了吐谷浑；在东北的拓展方面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七世纪初期，高句丽占据今中国东北东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首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南部，则分为百济和新罗，分别位于半岛的西南部和东南部。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统帅，以三十万兵力对高句丽发动进攻，但是因为瘟疫流行等原因而没有成功。虽然高句丽表面上表示了臣服，但是在此之后，高句丽联合东突厥，操纵靺鞨、契丹，渡过辽河，不断骚扰隋朝东北边疆。契丹在大业元年甚至入侵了河北，被击败后退回。这一切，都使中原王朝清晰地认识到高句丽是个潜在的威胁。尤其是河北地区长期存在的分离情绪还远未消失，而隋朝的中心却偏在西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皇位的隋炀帝，也继承了其父攻灭高句丽的事业。

大业三年，隋炀帝到东突厥王庭会见启民可汗，却在那里碰到了高句丽派到东突厥的使者。高句丽和东突厥这种针对隋朝的举动激怒了隋炀帝。隋炀帝一面警告高句丽使节，让其传话给高句丽王，要求其臣服于隋朝，一面拉拢启民可汗站在自己一方。无论如何，在突厥王庭见到高句丽使节的事件，显然坚定了隋炀帝对高句丽发动战争的决心。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隋炀帝将大运河往北延伸，将中国的心脏地区和涿郡连接在一起，以方便物资的运输。到了大业五年，各种军事准备都已经展开，大军集结在涿郡，但是一场发生在关东地区的水灾打乱了计划。大业八年才开始对高句丽进攻，隋炀帝亲自率领大军从陆地进攻，水军则从海上进攻。隋炀帝发布讨伐的檄文，严厉指责高句丽勾结契丹、靺鞨侵犯隋朝的领土。著名的建筑家宇文恺顺利地在辽河上架起了桥梁，但是隋军在渡河之后遭到了辽河东岸诸城的顽强抵抗，迅速攻占高句丽首都的计划落空。到了夏末，大雨使得军事行动无法继续；八月份，隋炀帝无奈撤军回到了洛阳。

大业九年正月，隋炀帝再次发动对高句丽的远征。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打着维护帝国安全和恢复中华固有领土的旗号，但是随着百姓负担的增加，国内的局势受到了影响，发生叛乱的次数明显增加了。这一次，内政和外交的连环性体现出来了。当隋炀帝的大军渡过辽河的时候，隋朝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却在洛阳附近发动了叛乱。当时杨玄感负责隋朝对高句丽战争的后勤供应，他的叛乱令隋炀帝不得不从东北战场撤回远征军。虽然杨玄感战败被杀，但是隋炀帝对高句丽的第二次远征也宣告失败。杨玄感阵营中的骨干分子李密后来成为反隋的重要领袖。杨玄感的叛乱，是内部关系高度紧张的反映，此时隋炀帝要做的应该是安抚国内各阶层，尤其是关陇贵族，但是他依然固执地发动了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最终将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们不能简单说隋炀帝的政策是不对的：他开凿大运河，是基于连接分裂了两百多年的南方和北方的考虑；他营建的东都洛阳，在接下来的唐朝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唐帝国控制关东地区的重要堡垒；他发动的远征高句丽的战争，在隋朝灭亡之后仍被唐太宗和唐高宗继承，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消灭了高句丽。不过隋炀帝推行这些政策的节奏太急，老百姓的负担太重，而且招致统治阶级很多成员的不满，尤其是隋炀帝偏向南方文化的做法，导致北周—隋系的旧贵族和大臣离心离德，最终将富强的大隋帝国在短暂的时间内葬送了。

大业十年，隋炀帝完全不顾隋王朝已经暴露出的危机，决意第三次征伐高句丽，也许他是希望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重树自己的权威，进而达到安内的目的。从历法上说，隋炀帝是上元甲子年即位，从上台之始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即便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朝著名的术数家，同时也是隋炀帝重要政治顾问的太史令袁充依然极力为隋炀帝辩护，认为隋炀帝上符天命，其统治“永无所虑”（《隋书》卷六九《袁充传》）。在隋炀帝决意第三次征伐高句丽后，大臣们没有敢提意见的。固执的隋炀帝为自己持续发动战争进行辩护，并且建立道场，为战死的兵将追福。这一次进展较为顺利，隋军没有再跟沿途的高句丽军队纠缠，而是直扑平壤，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高句丽王求降。隋军有将领要求直接攻破平壤，但是被隋炀帝拒绝，他希望高句丽王能主动到隋都请罪以示对隋朝的敬意。结果可想而知，高句丽王并未前来。当隋炀帝要发动第四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国内的局势彻底失控了，他不得不放弃了恢复汉帝国光辉事业的愿望，将重心转移到国内。但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隋朝在数年后就灭亡了。

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实际上是从开皇十八年到总章元年长达七十年的隋唐帝国对高句丽王国战争的一部分。隋炀帝的失败，除了国内并不稳固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从战略战术上看，当时的东北亚，不论地形还是气候，都易守难攻，夏秋有大雨，雨季一过，严冬就降临，真正能作战的季节只有四月到七月雨季开始之前。而且当时的技术手段也限制了军事进攻的效率，高句丽在辽河东岸修建了绵长而坚固的防线，只要坚持到严冬的降临，就能迫使隋朝大军撤退。实际上，一直到唐高宗时，唐军在朝鲜半岛南部开辟第二战场之前，隋唐帝国的大军即便攻破了辽河防线，但最后总是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