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石室与孟蜀石经（2）

“孟蜀石经”与之前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相比较，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其一，“孟蜀石经”文字精确。在孟蜀石经镌刻时，“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已经片石无存；刻于唐文宗太和年间的“开成石经”，尚存于雍都。后蜀丞相毋昭裔取回雍都旧本九经之后，又收集儒家经典的古本、善本，请著名学者对经文再次详加订正，纠正了许多谬误，然后才开始镌刻。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在比较了这四种石经钞本之后，于《丹铅录》中说：“孟蜀石刻九经最为精确。”

其二，刻有注释。中国古代共刻过七种石经，孟蜀石经之前、之后的石经都没有注释，只有孟蜀石经经文、注释并刻。注释为随文注，用小字双行刊刻，每三字占大字二格，分别注于各篇、章、句后，十分醒目，不仅为章、句提供了标准的讲法，而且在客观上起到了分部断句的作用。同时，多数儒经的注释字数比正经的字数多，这就为阅读、理解经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孝经》序文四百三十九字，正经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释二千七百四十八字；《论语》序文三百七十二字，正经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三字，注释一万九千四百五十四字。而且，孟蜀石经的注解恰当，往往加在难点上。例如，《诗经·鲁颂·駉》全诗四段，一共写了十六种马，而且写每一种马都只用一个字。如果不加注，读者很难分清这十六种马的不同之处。孟蜀石经恰到好处地给这十六个字加了注，让人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

其三，镌刻精美。孟蜀石经采用灌县的青石，由蜀地著名书法家用正楷书写，正经用大字径六七厘米，注释用小字双行刊刻。由技术高超的能工巧匠精心镌刻，因而精谨而清婉，堪称艺术精品。宋代著名学者洪迈认为“有贞观遗风”。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称赞说：“书法深严近率更，卷终字数见专精。如何不著谁人笔，输与张扬后世名。”诗中的“率更”指的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因为欧阳询别称“率更”。这首诗说：孟蜀石经的书法法度深严，近似于唐楷第一人欧阳询的书风，非常专业，非常精美，如果能够留下书法家的姓名，传名后世就更好了。

孟蜀石经刻成之后，成都读书环境大为优越，其莘莘学子朝夕讲诵于石经之间，诵读之风虔诚而浓郁，文翁石室成为蜀中学子乃至更广范围之内的学子倾慕和向往的地方。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鲒埼亭集》中说：“宋人所称引，皆以蜀石经为证，并无及唐陕本石经。其故有二：一则唐石经无注，蜀石经有注，故从其详者；二则南渡后唐石经阻于陕，不至江左，故当时学宫颁行之本皆蜀经。”可见蜀石经对江左学子影响甚大。

清乾隆七年，在浙江杭州武陵门外的广仁义学内，发现藏有孟蜀石经《毛诗》中《周南》《召南》《邶风》三章拓本两卷，经注共一万六千余字，被余杭学者视为珍宝，一时接踵观摩，竞相赋诗题跋。清嘉庆年间，安徽庐江有一位藏书家将珍藏的孟蜀石经《周礼》《左传》等四种残本一百八十页刊印行世，并附印有乾隆以来诸人题跋多达三百六十余条。孟蜀石经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可惜的是，宋元之际的战火，将孟蜀石经的千余块经石毁坏殆尽。即使是幸而留下的少量经石，在此后兵燹频仍的年代，最终也难逃厄运。据《蜀中名胜记》载，明代只见到有《礼记》经石数段在合州宾馆中。清代后期，发现有经石十余块存放在“藩库”内，于光绪二十年被四川总督刘秉璋运至庐江，从此下落不明。1938年，为防日本飞机轰炸，在成都石室中学附近拓宽城墙决口时，发现经石残片约十件。石片上经、注文字清晰可辨，考证为五代孟蜀所刻。后几经流传，有六片今珍藏于四川博物院，内容为《毛诗》《尚书》《周易》等儒经中的片段。有一片藏于重庆博物馆，内容为《仪礼》中的一段。另外，有文章称，国家博物馆藏有蜀石经残石一片，高、宽皆不到一尺，内容为《仪礼·特牲馈食礼》中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蜀石经早期拓片有少量存世。国家图书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曾展出残存的蜀石经拓本九册，共计一百八十三页，有经文和注释五万字左右。另，据称上海图书馆也藏有宋拓蜀石经残卷，内容为《毛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