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殿画文精妙可观（2）

文翁石室之“周公礼殿图”，栩栩如生，光彩照人，若神人降临，绘画技巧高妙，被历代文人雅士视若珍宝。宋人李石作《府学十咏·礼殿晋人画》，云：

成都名画窟，所至妙宫墙。风流五代余，轨躅参隋唐。其间礼殿晋画为鼻祖，未数后来鸿雁行。画者果谁欤？或云名收人姓张。右军问蜀守，墨帖求缣缃。乃知前辈人，不爱世事妆。范琮杜措李怀衮仙荒佛，恠驱喝雷电，笔意窥渺茫。不若收所画，上自皮羽之服，下至垂衣裳。盘古众支派，帝霸皇与王。君臣分圣贤，有如虎豹龙凤殊文章。视之若有见，日月星辰空中垂耿光。听之如有闻，衡牙玉佩鸣以锵。三古以降历今世，视听所感犹一堂。乃知此画有神品，碌碌余子非所望。吾道久已屈，二氏争颉颃。岂惟收已见绌，余子下尚有公议，老我双鬓苍。

此诗先用王右军问蜀守、醉心礼殿绘画的故事，介绍画作者张收，极言礼殿绘画优秀；接着由服饰写到人物，次第描述画图内容：人物神采奕奕，若见“日月星辰空中垂耿光”；衣饰栩栩如生，犹闻“衡牙玉佩鸣以锵”。上古、中古、近古圣哲以及时贤济济一堂，音容笑貌宛若眼前。最后，评判礼殿画为“神品”。“神品”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评价等级，指画技高超，刻画事物的精神本质达到了至高境界，可作范本临摹学习。

神品在世，睹之不易，令人难忘。直至礼殿画像在宋末被兵火毁坏五百年之后，清朝乾隆四十年，乾隆皇帝还向当时四川守臣提及古礼殿画像，并“垂问存否”。

其实“礼殿晋人画”的提法并不准确。李石也说，“然画之后先既无可考，则当以收为正”而已。

周公礼殿之书画，争议较大的一件是题写在礼殿木柱上的《周公礼殿柱记》。有学者认为，高䀢以郡守之尊兴建郡学官寺、石室，依东汉常例，如有题记，理当树碑刻铭，彰之于后世，而不至仅在殿中木柱上题写。成都气候温湿，木材易朽。若《周公礼殿柱记》为高䀢所题，其木柱早应成土灰，宋、元之人何以得见？

高䀢建成周公礼殿之年是公元194年。这一年，整个国家，“变异蜂起，旋机离常，战火遍地，民散失命”。对于成都来说，194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人事变动特别大。这一年，刘焉徙治成都为益州牧，高䀢却从蜀郡守上离任了。刘焉旋即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学被迁到夷里桥之南。转瞬之间，高䀢辛辛苦苦修建起来，刚刚竣工的石室与周公礼殿便告易手。刘焉把文翁石室抓到手里之后，文翁石室成了州文学，校长自然立即换新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刘焉于这年十二月便去世了，子璋继任为益州牧，州学换人便又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离任的高䀢还有多少“郡守之尊”，还能在文翁石室“树碑刻铭”吗？即使想回到文翁石室，在周公礼殿木柱上题记，也难以办到。也许是周公礼殿的营造者，也许是文翁石室的某位教授，出于义，感于情，提笔用八分书，在崭新的礼殿柱上题写了《周公礼殿柱记》，算是对历史留有一个交代吧。当然，成都周公礼殿内的绘画与题刻不是一朝一时之事，晋唐之间，修葺、涂饰、增绘者众。他们之中的有识者，或一时兴起，追书此记于礼殿柱，也不是没有可能。

至于留存久远，撰书者应该没有想过。乱世中的普通人，不会太多顾虑未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保存千年的木塔，不是也有。高䀢办事一丝不苟，选料考究，加工严格。机缘巧合之下，便到了宋代，已越千年。据史籍载，这座三开间的木结构礼殿，宋时依旧巍巍然屹立在文翁石室之东。它东南方的那一根木柱，应该没有在维修时被替换过吧！

杨慎《全蜀艺文志序》云：“昔汉代文治，兴之者文翁。礼殿之图，后世建学仿焉；七十子之名，马迁之立传征焉。当时号为‘西南齐鲁，岷峨洙泗’。文之有关于道若此，文翁之功不可诬也。”即是说，汉代的文治，是文翁兴起的。文翁石室之“礼殿图”，成为后世兴学、立庙者仿效的蓝本；孔子“七十子”之姓名，成为司马迁修《史记》时考证的依据。当时的蜀郡被称为“西南齐鲁，岷峨洙泗”。文翁石室在开创汉代郡国学校外，还在立殿祭祀周孔、图绘孔子及七十子等方面，为后世学校树立了榜样和规范。文翁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