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祭祀体系的形成

周公礼殿自建立之时起，殿内壁上即绘先圣周公、先师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等画像，以供祭祀和瞻仰。

据南宋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卷五一载：“初公为礼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庑作石室舍公像于中。”《四川通志·学校志》记载：“景帝时，文党为蜀郡守，修起学宫，为礼殿以舍孔子。”北宋蜀人黄休复在其《益州名画记》中说：“《益州学馆记》云，献帝兴平元年，陈留高䀢为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东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其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

有关孔门弟子的画像在汉代是热门题材。著名的鲁峻石壁残画像、山东邹县面粉厂出土的画像石，都是东汉末年的作品。所以，两汉时期在蜀郡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内，画七十二弟子像的说法是可信的。

元人费著的《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云：“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图画上古以来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写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为《成都礼殿圣贤图》。绍兴中，席公益又摹写于石经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案：《续记》可辨识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仅存仿佛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

那么，具体地说，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内画的是一些什么人呢？

费著在《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中把在元代可辨识姓名者一百七十二人的姓名记录下来了。兹谨录于后：

由此可推断，文翁石室周公礼殿祭祀体系是从两汉起逐步形成的。不但祭祀建制系统化、正规化，而且祭祀对象也已初步固定，所祭祀者在一百七十二人以上，孔子及弟子在名单中得以整体呈现。中央王朝直到唐代贞观二十一年才形成孔庙陪祀制度及其人选，较文翁石室晚四百余年，范围和规模都比周公礼殿小得多。

文翁石室周公礼殿祭祀体系的第一个特点是正气浩然。

周公礼殿祭祀的人物，有从上古至周代的圣君、贤臣，如盘古、伏羲、神农、尧、舜、禹、周公、召公、宣王、管仲、子产等；有上古贤人及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人物，如仓颉、沮诵、老子、孔子、孔门弟子，以及郑玄、谯周、王肃、杜预等；还有秦以来的名君、贤臣及名儒，如李冰、萧何、张良、叔孙通、陆贾、贾谊、文翁、董仲舒、刘向、扬雄、李膺、高䀢、杜预等。他们开天辟地、披荆斩棘、革故鼎新，对国家、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公礼殿在成都，其祭祀体系也是蜀地的祭祀体系。然而周公礼殿的祭祀对象大多数不是蜀地人。他们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神、始祖，中央朝廷的名君、名相、名臣，从古至今享有盛誉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祭祀对象中的蜀人，他们也是弘扬古圣先贤，影响深远。如扬雄名列于“汉赋四大家”之中，庄君平的主要著作是《道德真经指归》和《易经骨髓》，扬雄也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有“汉代的孔子”之称。由此可见，周公礼殿祭祀体系摆正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没有狭隘的地方观念，明确地宣示蜀郡是汉朝的一部分，蜀人是炎黄子孙。

文翁石室周公礼殿祭祀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博大精深。

学者舒大刚、任利荣在其合著之《“庙学合一”：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一文中说，如《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记载，周公礼殿所祭祀者，“如果细分可列六类：一是盘古、伏羲、神农等传说中的神圣，二是尧、舜、禹等历代圣君，三是咎繇、伊尹、傅说等历代名臣，四是仓颉、沮诵、老子等学术人物，五是孔子及弟子等儒林人物，六是与巴蜀有关的人物特别是巴蜀名宦，如李冰、文翁、高䀢等。时代则自上古迄魏晋，范围博大系统，集中体现了‘道统、政统、学统’及‘乡情’等诉求，极具包容性和示范性。这一体系的建立，比唐宋以后形成的孔庙只祭孔子及其弟子的格局具有更高价值，因而学人称之为‘名人纪念堂’”。

文翁石室周公礼殿祭祀体系不但“范围博大”，而且对祭祀对象做过精心深入的甄别和挑选。

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只是一种概略的说法，而且众说纷纭，要从三千弟子中选拔出贤者，并得到认同，谈何容易。然而，在《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所列享祀者名单中，从“颜回”起至“狄黑”止，正好七十二人。

但是，《史记》《家语》所列孔门弟子为七十七人。如果把周公礼殿孔子七十二弟子的名单，与《史记》的七十七弟子名单相比较，少了公夏首、句井疆、罕父黑、颜之仆、县成、颜何、公西舆如等七人，多了琴牢、廉瑀二人。很有可能，费著抄录的周公礼殿七十二弟子名单，是在西汉文翁于周公礼殿初建时所绘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以及司马迁所著《史记》的七十七弟子名单的基础上，经过精心比较和优选之后，产生于东汉末年的。后来，孔门七十二弟子名单，还有过一些鉴别和增减，但变化已经不大了。

除孔门七十二弟子，其他先圣、先师、先贤的祭祀地位在高䀢礼殿里也基本确定下来。后来虽有增益，但并不多。王应麟《玉海》载《益部耆旧传》曾记录刺史董荣增谯周像，令李通颂之。又因李业高节，亦增入。至北周朝，据李膺《益州记》，增豆卢辨、苏绰。

东汉周公礼殿建立的祭祀体系，既是历代贤君名臣的荟萃，也是历代学术文化以及地方文化之代表人物的遴选。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情况。汉文帝、景帝尊尚黄老之学，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刑名之学则是汉朝廷始终注重的，“大一统”战略正一步一步推进。

从另一个角度看，高䀢是真懂文翁的。入蜀十年之后的文翁已经不只是一个儒者、儒官，他对蜀地本土文化有所研究，已经着手把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起来。文翁修筑周公礼殿就是要展示中华文化。他要带领弟子们去认识已有的古圣先贤和英雄豪杰，他要用已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去濡染弟子们，让他们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成长为大儒，成为不同凡响的学者。高䀢以及后来治蜀的官员，遵循文翁的思路，在周公礼殿里增益画像，不惜包罗中华文化之万象，形成为完整的祭祀体系。这不仅与文翁的教育思想和家国情怀相契合，也为中华文化在蜀地的传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