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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学滋养化蜀精英(1)
书名:文翁传作者名:朱泽荪等本章字数:1624更新时间:2024-05-28 14:54:10
文翁的这些想法,本质上便是兴学弘儒,以儒化蜀。然而,西汉之初,从汉文帝到汉景帝,以及历任丞相无不尊崇黄老学说,坚持施行“无为之政”,恢复了经济,全国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在这个时候兴学弘儒、以儒化蜀,能得到朝廷的宽容与许可吗?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责罚呢?学官掾史忧心忡忡,犹豫再三,说出了五个字:“符合时宜否?”
文翁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这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谨慎。
黄老之学为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合称,是华夏道学的一个分支。它形成于东周战国时代,盛行于西汉时期,既有丰富的理论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感。黄老之学兼容并包,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君主治国“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因势利导不要作过多干涉,还主张省苛事,薄赋敛,勿夺民时。这些主张受到汉文帝、汉景帝赞赏,主要大臣萧何、曹参、陈平等亦“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文翁想,以黄老学说治国是为了“治”,在蜀地兴学弘儒也是为了“治”,两者目标一致,可能不会发生太大冲突吧。
何况,文帝、景帝两代虽然是黄老政治的辉煌时期,但至景帝之时,黄老政治的消极作用已充分暴露出来了。统治者们争相偷安,不思进取,社会上网疏民富,役财骄溢,有可能导致豪党之徒以武力称霸乡曲。而且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没有限度。绝大多数地方官创新管理的动机相当微弱。文翁通过“兴学”来教化民众,运用儒学来移风易俗,进行地方管理改革,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创举,应该是景帝与朝廷乐于见到的事情。
同时,秦朝灭亡,给黄老思想盛行开辟了道路,也给儒家思想复兴提供了机会。汉初,儒家思想复兴的代表人物陆贾,总结秦代覆灭的历史教训后,首先向刘邦提出“攻守异术”的建议,述存亡之征,作十二篇献上。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新语》的中心思想是儒家仁义德治思想,指出汉朝廷应该根据“守”的要求,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复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贾谊,对当时诸侯割据的危险形势进行分析时,在他的对策中既充满儒家的仁义情谊,不纯以利益为计,又有法家的深谋远虑、严刑峻法;在他的礼治思想主张中,礼是与法制、威严相结合的。这说明,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孔子提炼出的一整套儒家理论体系,包括政治理论、伦理道德等,到了西汉初期,已经表现出了与法家相融合、兼收道家的趋势,或者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或者在儒家思想中渗透法、道两家的思想观点。从大趋势看,儒家学说正在由式微而逐渐向显赫的时代发展,逐渐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内核。秦代法家思想独领风骚,汉初黄老学说大放光彩,不久之后儒学应该会脱颖而出。这一点有识者都能够看见。
另外,大汉有根据不同习俗采取不同政策的先例。汉高祖刘邦曾经接受和容忍不同习俗并存的局面,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东部地区则立王国从俗而治,并制定了相应的律令制度。这种东西异制、郡国并行、法俗兼存、秦楚杂糅的局面就是刘邦、萧何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文翁也想到了晁错。但他相信,自己与晁错不同。两人同为改革,晁错削藩是用强制手段削夺藩王的封地,操之过急致使矛盾激化,铸成大错;现在以儒化蜀,虽然也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但是用的是和平渐进的办法,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应该不会激发剧烈的矛盾。
孔子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文翁认为,自己与孔子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准备把具有中等才智以上的一部分人集中在郡府里,同他们谈论比较高深的道理,这有何不妥?
文翁是自信的。毕竟他是一郡之首,主管蜀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部事务,集人、财、物、司法等责任和权力于一身,现在要选几个青年才俊来陪着自己读书理政,这不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的再平常不过之事吗?有什么“不合时宜”呢?
汉景帝中元初,文翁行动了,拉开了“兴学”开创阶段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