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学滋养化蜀精英（1）

文翁的这些想法，本质上便是兴学弘儒，以儒化蜀。然而，西汉之初，从汉文帝到汉景帝，以及历任丞相无不尊崇黄老学说，坚持施行“无为之政”，恢复了经济，全国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在这个时候兴学弘儒、以儒化蜀，能得到朝廷的宽容与许可吗？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责罚呢？学官掾史忧心忡忡，犹豫再三，说出了五个字：“符合时宜否？”

文翁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这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谨慎。

黄老之学为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合称，是华夏道学的一个分支。它形成于东周战国时代，盛行于西汉时期，既有丰富的理论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感。黄老之学兼容并包，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君主治国“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因势利导不要作过多干涉，还主张省苛事，薄赋敛，勿夺民时。这些主张受到汉文帝、汉景帝赞赏，主要大臣萧何、曹参、陈平等亦“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文翁想，以黄老学说治国是为了“治”，在蜀地兴学弘儒也是为了“治”，两者目标一致，可能不会发生太大冲突吧。

何况，文帝、景帝两代虽然是黄老政治的辉煌时期，但至景帝之时，黄老政治的消极作用已充分暴露出来了。统治者们争相偷安，不思进取，社会上网疏民富，役财骄溢，有可能导致豪党之徒以武力称霸乡曲。而且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没有限度。绝大多数地方官创新管理的动机相当微弱。文翁通过“兴学”来教化民众，运用儒学来移风易俗，进行地方管理改革，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创举，应该是景帝与朝廷乐于见到的事情。

同时，秦朝灭亡，给黄老思想盛行开辟了道路，也给儒家思想复兴提供了机会。汉初，儒家思想复兴的代表人物陆贾，总结秦代覆灭的历史教训后，首先向刘邦提出“攻守异术”的建议，述存亡之征，作十二篇献上。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新语》的中心思想是儒家仁义德治思想，指出汉朝廷应该根据“守”的要求，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复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贾谊，对当时诸侯割据的危险形势进行分析时，在他的对策中既充满儒家的仁义情谊，不纯以利益为计，又有法家的深谋远虑、严刑峻法；在他的礼治思想主张中，礼是与法制、威严相结合的。这说明，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孔子提炼出的一整套儒家理论体系，包括政治理论、伦理道德等，到了西汉初期，已经表现出了与法家相融合、兼收道家的趋势，或者以法家的精神理解儒家的仁义礼制，或者在儒家思想中渗透法、道两家的思想观点。从大趋势看，儒家学说正在由式微而逐渐向显赫的时代发展，逐渐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内核。秦代法家思想独领风骚，汉初黄老学说大放光彩，不久之后儒学应该会脱颖而出。这一点有识者都能够看见。

另外，大汉有根据不同习俗采取不同政策的先例。汉高祖刘邦曾经接受和容忍不同习俗并存的局面，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东部地区则立王国从俗而治，并制定了相应的律令制度。这种东西异制、郡国并行、法俗兼存、秦楚杂糅的局面就是刘邦、萧何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

文翁也想到了晁错。但他相信，自己与晁错不同。两人同为改革，晁错削藩是用强制手段削夺藩王的封地，操之过急致使矛盾激化，铸成大错；现在以儒化蜀，虽然也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但是用的是和平渐进的办法，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应该不会激发剧烈的矛盾。

孔子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文翁认为，自己与孔子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准备把具有中等才智以上的一部分人集中在郡府里，同他们谈论比较高深的道理，这有何不妥？

文翁是自信的。毕竟他是一郡之首，主管蜀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部事务，集人、财、物、司法等责任和权力于一身，现在要选几个青年才俊来陪着自己读书理政，这不是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的再平常不过之事吗？有什么“不合时宜”呢？

汉景帝中元初，文翁行动了，拉开了“兴学”开创阶段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