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1）

改革秦代留下来的教育制度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教育制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从治国与治蜀的角度，文翁有深入的思考。

回望夏、商、周三代，中央王朝强盛，诸侯宾服，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时，不主张武力征服，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化和德行使其臣服，主动来朝贡，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教育则全部为官家所有，民间无学。

周朝后期，春秋、战国以降，形势陡变，各个诸侯国都积极主动扩张自己的统治区域，甚至不惜用战争的手段进行兼并。官学随之衰微，孔子首创私学。于是私学突起，将教育广播于民间。

秦统一六国之后，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中央派遣官员直接管理地方，从行政管理制度上确立了新征服地区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文化风俗上边远地区还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秦始皇的办法是焚书坑儒，禁止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企图用行政的暴力的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结果适得其反，秦朝速亡。

汉高祖刘邦统一国家之初，在一段时间里，曾经东西异制、郡国并行，在秦、韩、魏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从俗而治，这样就把战国时期的问题和秦代的问题全都继承下来了。西部在文化风俗上与中原不相融洽，东部诸王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独立性。在教育上，汲取秦朝速亡的教训，不再取缔私学，是为英明之举。可是，汉家得天下已经数十年，官学竟然缺席，显然不利于开发民智、提升民德、改进民俗。

汉景帝即位不久，吴王刘濞对中央朝廷削弱地方统治势力的政策不满，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诸侯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虽然七国之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其所反映出来的本质问题，即如何通过非武力的方式取缔地方割据势力的独立性，如何通过温和的做法融合边远地区的地方文化，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则成为西汉王朝亟待解决的难题。

怎么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

文翁认为，办法之一便是办教育，加强教化。尤其是融合边远地区的地方文化问题，教化的效果会更好。

其实，自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取消对私家藏书的禁令之后，学校便在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地开办起来了。蜀地亦然。景帝时，临邛便有经学大师胡安隐居于白鹤山，以教授生徒为业，讲授儒家经学，司马相如少时就曾学于此。不过，比较起来，由一般有文化的人开办的书馆与塾馆则要更多一些。书馆主要教儿童识字、写字，传授一些数学常识，进行行为品德教育和日常生活知识教育，所用教材一般为《仓颉篇》。《仓颉篇》是古代的启蒙识字书，最初内容有三篇二十章。塾馆主要教授《论语》和《孝经》，学习方法注重诵读，为专经研习做准备。学生如果违反管理规定，或者背书达不到标准，或者字写得太丑，均要受到斥责或鞭打。层次较高的学校叫作“经馆”，又称为“精舍”或“精庐”。经馆的老师多为名士硕儒。他们有的如胡安一样终生隐逸山林聚徒授经，有的辞官致仕后闭门授业。经馆通常由一名经师主持，弟子却可能成百上千，分为“著录弟子”与“及门弟子”两种。及门弟子多的，老师难以遍教，于是由老师教给先来的高足弟子，再由大弟子去教二弟子，二弟子去教三弟子，如此类推，美其名曰“次相传授”。可见教育已经相当兴盛。

然而，这些都是私学。私学往往门户林立，良莠不齐，需要示范和引领。

因此，文翁认为，不论从治国还是从治蜀的角度，都应该建立以官学为引领、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体制。官府应该把教育作为自身的职责，民间应该重视教育而鼎力多元。官学与私学双轨一心，互为补充，共同发展，以大一统的儒家学说教育蜀郡士人和民众，移风易俗，使蜀地在文化风俗上认同中原地区，在政治上提高对大汉朝廷的忠诚度，及时地给中央王朝提供一个以和平途径有效加强中央对地方统治的成功案例。

当此之时，文翁已界不惑，眼里的锋锐似乎在隐去，但眼光更加明亮，还多了暖意。整个人少了官气，越来越像一个老师。而且不是大事，他不坐公堂，不穿官服，更不佩长剑。通常穿着居家的长袍，在书房里处理公务或者读书。听大儿子士宏说，他的老师是一位宿儒，及门弟子就有二三百人。为了倡导尊师重教，文翁带了束脩，轻车简从去见士宏的老师，和其席地而坐，一边品茗，一边谈学校、谈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