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吏为师” 必须改革

文翁是蜀郡太守，并不是私塾先生，他为什么要去办学校？他办了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在兴学的过程中，有过什么困难？采取了哪些举措？最后是怎样办成石室的？影响有多大？对此，《汉书·循吏传》有比较完整的记述。

《汉书·循吏传》称：

文翁，庐江舒人也。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

这两句话告诉我们，文翁出任蜀郡太守之后，面对的问题除了水患，还有“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夷”是古代中原人对东边、西南边少数民族的俗称。巴、蜀、广汉自古被称为“南夷”。因此蜀地有“蛮夷风”并不奇怪，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如何“诱进”。

文翁知道，“欲诱进之”，必先了解之。他一方面阅读和研究古蜀文献，另一方面便是争取有更多的时间走出郡衙，去和蜀人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去观察蜀地的民间习俗和社会风情。春天，劝农之时，看见庄稼老汉赤足踏碎水田里的冰凌，启动开春第一犁的情景，文翁为之感动，亲身领略到了蜀地农家严守农时、三犁三耙、精耕细作的可贵精神。夏天，烈日当空之时，文翁正在路边树荫下与当地父母官谈话，一位往田地里送饭的农妇，忽然中暑晕倒。五六个农人见了，丢下农活，呼喊着奔来帮忙……他们并非一家人，却急人之难，互相帮助，令文翁赞叹不已。

当然，文翁也看见了亲兄弟为分家闹得反目成仇，邻里为鸡犬相斗、互有死伤而弄得冤冤不解。在一些县，某些富甲一方的“陶朱公”，有奴仆数百人，富贵可与王公贵族比肩。他们驾着四匹马拉的车招摇过市，穿着王侯将相才穿的华丽衣裳；娶儿媳妇摆设牛、羊、猪齐备的宴席，嫁女儿护送嫁妆的车辆有上百辆；葬仪规格必定是高坟瓦棺，祭奠前夕要先审看和展示祭祀用的羊、猪等牲口；打猎时万人空巷，围观者众。很明显，奢侈之风在蜀地有抬头的趋势。

这正如孟子所说，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又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可见“富”而后“教”，“驱而之善”是何等的重要。

然而，令文翁不解的是，他上任之初，曾经要求学官掾史“教民读书法令”，为什么过了四五年之后老百姓还是“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呢？

显然，这是一次失败。

可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学官掾史办事不力吗？不对。学官掾史是个老学究，办事呆板，但不是一个偷奸耍滑、懈怠公务的人。

有一天，文夫人从外面买了一大篮红橘回来，给文翁讲了这样一个龙门阵：

成都城郊有一片果林，橘子长得又红又大。主人贤惠，与客人约定，凡是到这儿来买果子的，可以拿着竹筐随便摘，随便尝，离开时按竹筐里余下果子的斤两付账即可。于是顾客盈门，生意红火。一般人视摘果子为一种乐趣，小心翼翼的；尝果子也斯文，不好意思多吃。谁知有一天来了一个莽汉，摘了十几个大红橘，一边吃一边糟蹋，一个也不剩了，一拍屁股便走人。主人呵呵一笑，并未计较。不料那个莽汉第二天又来了，还带来了两个人，不仅故伎重施，还折损了果树。主人上前理论，要求赔偿，并把三人扭送到了成都县衙。县令叫法吏处理。法吏深感棘手。事情虽然恶劣，但肇事者非抢非盗，并未违犯法律，无法按照法令条文定罪。最后，法吏只好将三个莽汉教训一番，不了了之。

听完这个故事，文翁明白了。法律问题与思想道德问题不是一回事。用法律也许可以钳制思想，但是解决不了思想道德问题。思想道德问题要依靠教育来解决。

想到这里，文翁忽有所悟：难道问题出在当前实行的“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上吗？

“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建立于公元前213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这一教育制度是由李斯建议而由秦始皇采纳、颁布施行的。它规定人们学习文字和法律，只能向政府官员学习，政府官吏承担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的双重职责，而且学习内容只能是朝廷的法令。“以吏为师”中的“吏”也不是指所有的官吏，而是专指“法官”和“法吏”。据《商君书·定分》记载，天子设置三个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法官，御史府设置一个法官、一个法吏，丞相府设置一个法官；诸侯和郡县比照秦都各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

秦相李斯之所以提出“以吏为师”，似乎是因为西周时期典章文物，曾俱掌于官府，学校与官府一体，掌管教化的官吏兼任教师。学在官府，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民间无书无器，教育非官莫属，非官莫能。学校只招收贵族子弟入学，目的是培养世卿世禄的贵族。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却衰微了，私学勃兴，即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教育冲破“学在官府”的束缚，教育对象扩大到各个阶层乃至平民。孔子率先办起私学后，没有官籍的职业教师纷纷出现，诸如墨子、庄子、子思、孟子、荀子等，聚徒讲学，蔚然成风。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喷发而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不过，这些都不是秦始皇乐于见到的。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便取缔私学，用威势再一次把教育权收归官府，在全国确立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他以为，“吏”是经过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与政权兴替拴在一起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应该能够唯上命是从，不会做出损害朝廷的事情来。因此，用“吏”来维持思想的纯正，杜绝思想领域的异端，行使思想的传授权与思想正误的裁决权，应该万无一失，最为可靠。

所以，李斯建议秦始皇“以吏为师”，其实质是为秦始皇统一舆论、钳制人民思想服务。一有异端，即予铲除。但是，思想的对错很难用一把固定的尺子来度量。“吏”手里恰恰只有现成的法度律令这一把尺子。于是一切新的思想，在守法刻板的官吏眼中就全都成了应当铲除的异端。这样，“以吏为师”便成为扼杀新思想的利器，是“文刻之风”产生的原因之一，不可能为改善蜀风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以吏为师”的所谓“教学”是这样进行的。如果一般官吏或者老百姓向该地区主管法令的官吏求教，主管法官必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同时主管法官要制作一个长一尺数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询问者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来此问了什么法令内容。询问结束后，必须把符券剖为两半，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右片则由主管法令的官吏小心地装入木匣，收藏在一个屋子里，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当事人死了，也要依照符券的记录办事。如果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对于老百姓的询问主管法官不回答或者回答错误，等到询问者将来在某一天犯了罪，而且所犯之罪正好是他曾经询问过的那一条，那么就要按他询问过的那条法令的规定来惩罚这个主管法令的官吏。

仔细想来，这样的询问能算是教育吗？如果这样的询问也算教育，也是一种泛化的教育。询问者与被询问者之间，一般是问什么回答什么，没有问到的就可以不回答，教学内容既零碎而又无系统性可言。受教育的人也不确定，询问的内容又只能是法律政令，这样的教育能有多大的效果？

所谓教育，应该是要培养对社会有用而又人格完善的人。如果“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也算一种教育，那也是秦始皇用来钳制人们思想的愚民教育。文翁意识到了，这便是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必须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之进行改革，并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突破口，引导蜀地的社会风尚由“好文刻”向好文雅转变，由“贵慕权势”向贵慕才德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