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郡县吏察举（2）

从长安游学回到家乡之后，文翁已是学有所成的儒家学者和令人瞩目的青年才俊。由于在儒家仁爱、教化的文化内涵中饱受濡染，文翁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这样的“德行”，这样的儒学修养，特别符合察举的选才标准。文翁也懂得先生要求他契合实际学习《春秋》的意思，即既要理论与实际相契合，又要走出书斋，到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去磨炼自己，建功立业。“周道衰废”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大汉兴盛的年代，可以大有作为。不难想象，文翁回乡之后便主动积极地融入社会之中，没有多久便被察举，踏上了仕途。

《汉书·循吏传》曰：文翁“以郡县吏察举”。这句话告诉我们，文翁和晁错一样，曾经经历过两次选拔。因为在“以郡县吏察举”为郡守之前，文翁应该还有以没有官职的读书人的身份被察举而为“郡县吏”的经历。

在第一次被察举成为一名小官吏之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文翁在江淮各郡县担任过一些不同的职务。他应该做过郡守的“录事掾史”，起草文告，撰写奏章草稿。他应该做过“学经师”，为乡民讲解《孝经》和《仪礼》。说不定他还充当过“文吏”，为老百姓解释律令，排解纠纷。他甚至可能做过“水曹”的官员，管理水利事务，为防水灾，可能曾经在如注的暴雨中，赶到距离舒城四十里的“七门堰”，为郡守传递关闭“水门”的命令。

汉景帝二年，晁错向景帝刘启上《削藩策》，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第二年，即公元前154年，景帝诏令，削夺赵王、楚王、吴王的封地。诸侯大哗，强烈反对。十多天之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晁错建议御驾亲征。不料，景帝却听信袁盎之策，腰斩晁错于东市。

这一年文翁三十有余，“七王叛乱”让他尴尬，晁错被杀令他震惊。明明晁错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对朝廷忠心耿耿，《削藩策》也对巩固中央集权十分有利，却招来杀身之祸，太让人惋惜和悲哀。不过，文翁已经不是二十岁的愤青，冷静下来细细一想，其实晁错死得并不冤枉。他成为景帝的身边人之后骄傲了，而且是恃宠而骄。从古至今，恃宠而骄者都没有好下场。而且晁错做事急躁冒进，不讲策略，将皇上置于危险之中，让国家处于动乱境地。尤其是吴王等起兵叛乱后，从晁错建议御驾亲征开始，他在景帝心中的地位已经下降，离死不远了。

文翁尴尬的是，自己和晁错一样，自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现如今却在叛王麾下，苟且偷生，偏离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有什么希望见君主，还有什么脸面见父母，还有什么资格见老师！文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修书一封，向恩师汇报和请教；二是学习鲁国大夫臧僖伯。当年，鲁隐公不守礼法、不务国事，要去离国都很远的地方观看捕鱼，臧僖伯以为君之道劝谏无果，便推说生病，没有随行。文翁效仿他，称病回到了家乡，每日躬耕于垄亩之间。

三个月之后，“七王之乱”平定。

就这样，文翁踏进郡县制度基层长达十年之久，站在那一时代浪潮的前沿，不断从《春秋》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中汲取政治智慧，经受了政治斗争的考验，切身感受到了郡县制度的内涵和运行规律，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经验，从而具备了治理一方的才能。

第二次察举不期而至。文翁以下级官员的身份再次被察举，约于汉景帝四年，即公元前153年，被派遣到蜀郡，担任蜀郡太守。文翁为什么能够得到晋升？也许是在乡村教化上成绩显著，也许是在滔天洪水面前勇往直前，也许是在“七王之乱”中立场坚定，具体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这与文翁在基层岗位上的出众表现有关。

两汉时期的蜀郡，虽仍是四面大山，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但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号为天府。从高祖刘邦开始，汉朝历代君主都明白，蜀郡关系着刘氏天下的兴衰，必须直接由朝廷掌控。也许是秦国在蜀地一百多年的铁血统治，给大汉新政留下了诸多阻力和障碍吧，汉初的前几任蜀郡守，都未能打开局面，无所作为。这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因此，这一次派遣文翁接任蜀守一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有可能是出于大汉朝廷为巩固大后方而做出的慎重挑选，是为推行新政而实施的重要人事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