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郡县吏察举（1）

有一天，先生讲完书，把书案上的四个简策推了推，让文翁抱下去读。

文翁回到住处，展开第一个简策，是一篇政论文，题目叫《言兵事疏》，主张主动向匈奴出击。文翁一下子便被吸引住了，有一种与作者同仇敌忾的感觉。接着读另外两策，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这两策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主张徙民实边、寓兵于农。三篇文章读过，文翁热泪盈眶。当年在雁门关外，文家也曾是实边之民。可是眨眼之间，老家便被匈奴骑兵烧成灰烬，全家不得不向关内逃亡。忆及过去的悲惨情景，文翁愤恨得咬牙切齿。三篇政论里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文翁心坎里。

接着，文翁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第四个简策，也是政论散文，其中有《论贵粟疏》。显然，作者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主张重农抑商。文中建议：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利民欲。该建议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并满足人民的需要，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的观点引起了文翁的共鸣。幼年的艰难困苦和辛勤劳作，怎么能够忘记？在一个荒年，相邻的一户人家，不得不卖掉幼女的撕肝裂胆的哭声，至今还在文翁耳边回响。他还记得，秋收后，寒风中，村里的爷爷奶奶们在田地里一寸一寸地寻觅收割时遗落的谷粒，在他们眼里，一粒谷便是一粒黄金。

这四卷政论的作者是谁？是晁错。先生告诉文翁，晁错少年时师从学者张恢学习法家思想。后来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博士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之后，即被任命为太子舍人。

汉文帝十五年，即文翁二十二岁那一年，文帝刘恒令大臣们举贤良能直言极谏之士。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中国古代，为了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要，非常重视官吏选拔制度的建设。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军功爵制”，兴起了“养士”之风，招揽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作为选官的依据。

汉代选拔官吏的主要方法是“察举”。“察举”主要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察举的科目、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均由皇帝确定。一般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但是，在汉文帝的时候，“察举”办法尚不完善，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

这一次，汉文帝不仅要举贤良能直言极谏之士，而且亲自出题考核，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有让“察举”制度化的意思。这令当时的读书人非常振奋。结果，参与对策的有百余人之多。晁错的回答《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于是晁错由太子家令晋升为中大夫。

晁错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什么主张呢？他认为要修明政治、解决治国之要理问题，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法治路线。《举贤良对策》有力地肯定了法治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批判了那种貌似“仁义”的反面观点，热情歌颂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上的功绩，为大汉建成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国家而大声疾呼。文翁读着读着便热血沸腾了。自然，不只是文翁，在京师的读书人几乎全都激动不已，为晁错的“对策”，更为文帝完善察举制度。这种制度为读书人铺设了一条看似金光灿灿的上升之路。

文翁把晁错看作自己的榜样。文翁以为，勇于担当，积极参与政治，便是《春秋》提倡的精神。《春秋左氏传》中曹刿论战中那一句“肉食者鄙”，以及顶天立地的那一问“何以战”，便是《春秋》精神的代表。这种精神在晁错身上似乎也有。文翁佩服晁错学富五车，敢说敢为，善于契合时代潮流立论，深识幽显，切中要害，而且内容宏大，意境壮阔。他倾倒于晁错毫不掩饰建功立业的出发点，而落脚点却又往往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字里行间每每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

然而，文翁并没有像晁错那样先学习法家思想，而是直接学习儒术。文翁生逢治世。汉文帝以黄老之学的无为思想为国策，使汉朝国力迅速增强，百姓生活富余，社会稳定。不过，从晁错对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国家的呼吁便可以预知，历史不会满足于此，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政治、文化一体化的道路，更大的变革必将到来，儒学将大有用武之地。

在长安，文翁得风气之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好成绩：“通《春秋》”。这是对文翁的高度评价。因为，这里的这个“通”字，不只是“通读”而已，应该是“精通”，有“融会贯通”与“触类旁通”的意思。也就是说，文翁把多方面的知识和道理融合贯穿起来，从而对《春秋》有了全面而透彻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