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与游学（2）

由于《春秋》记述简略，于是为之补充、注解和阐释之作便相继出现。最早是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侧重历史细节的补充。西汉初年出现了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和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传说，左丘明著《春秋左氏传》的地方就是舒城之春秋山。春秋山离文家不算远，为什么不去看看呢？于是，一个春日，发思古之幽情，文必达带着两个儿子去登春秋山了。

山径曲折，山腰有几个石礅，似乎是前人留下来的房屋柱基。然而，在山上转了大半天，并没有看见一处确凿的左丘明的遗迹。文党有些失望，问父亲这是为什么。文必达说有两种可能。左丘明和孔夫子是同一时代的人，过去几百年了，左丘明在此著书的痕迹被时间完全抹掉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左丘明传《春秋》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在山上不仅生活极为不便，而且又不能把著书所需的大量资料搬运到山上来，因而他其实并没有到这儿来传过《春秋》。

文党更不明白了，既然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为什么还要到此一游呢？父亲笑道，不到山上来，你怎么知道这只是一个传说。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只凭道听途说，只有亲历亲为、实地考察，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说错话，不办错事。

文党顿悟，感到春秋山之行收获其实也不小，于是和哥哥一前一后登上了山顶。山顶上大树成荫，几块青石排列树下，似乎是石桌。文必达坐在石桌旁歇息，文乡和文党仰望着蓝天，眺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豪情激越，一人一句地呼喊着，全是《春秋》中的名句：

“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显然，文党不满足于在家乡所能学到的知识了。

汉文帝九年，文党十六岁。他身高体壮，敢说敢干，继承了燕赵男儿的阳刚之气，眉宇之间还有一股江淮儿郎特有的灵气，机敏文静。

文党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便自己做主以“仲翁”为字，憧憬着游学远方。

有一次，文翁和伙伴们一起到山林中伐木，休息时他对同伴说：“我很想到外地去求学。去还是不去？今天我自己做一个决定，大家来做见证。现在我把斧头投向树上，如果应该去，斧头就会高高地挂在上面，不会掉下来。”于是文翁用力把斧头向树上投去，结果，斧头挂到了树上。果然，大约在汉文帝十四年，也就是文翁二十一岁的时候，文翁便动身远赴长安，跟从博士学习儒家经典。

这一则故事见之于东汉时期的《庐江七贤传》，后来，唐之《北堂书钞》、宋之《太平御览》、清之《汉书补注》均有引录。投斧挂树，也许是个偶然，有运气的成分。然而，文翁青年时代一边劳动，一边读书，虽身事探樵，亦不坠青云之志。所以文翁投斧挂树也算是一个“必然”吧。后来，文人学士多以此为美谈。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称：“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这即是说，文翁与苏秦、孙康、车武子、倪宽、温舒等五个勤学的典型人物一样，成为中国古代青少年励志笃行、刻苦力学的楷模；“投斧挂树”与“引锥刺股”“照雪聚萤”一样，成为人们熟知的典故。

在长安，文翁跟从博士学习《诗经》《尚书》《仪礼》《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达数年之久，日复一日勤奋学习，年复一年深入钻研。教文翁的先生据说为太子讲授过《春秋》，而文翁对《春秋》也非常感兴趣。先生教导文翁，《春秋》是一部经书，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表面上看，《春秋》是在记述历史，实际上是在讲述政治道德与伦理，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思想理念。

孔子为什么要根据鲁国历史修订而成《春秋》呢？在周道衰废之时，孔子周游列国无功而返，自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只有退而著述，批评天子、斥责诸侯、讨伐大夫，彰显王道以为天下仪表，同时以此来伸展自己的抱负。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怎么述呢？与其空言，不如阐释这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是非，在讲述历史中表述自己的主张，这样可能来得更鲜明和深切一些。所以，学习经孔子修订而成的《春秋》，可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知进退，识兴替。先生告诫文翁，读《春秋》必须与实际相契合，不能读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