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与游学（1）

文党出生在汉高后元年前后，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由“乱”而“治”的历史转折。

这里所谓的“乱”，是指秦王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秦朝在焚书坑儒、严禁私学的同时，于公元前213年实行“挟书律”，“敢有挟书者族”，即谁敢收藏违禁书籍，谁就要被处以灭族的酷刑。

西汉初年，汉承秦制，“挟书律”继续施行。

陆贾以一部《新语》说服汉高祖刘邦注重文治，事情才开始松动。高祖九年，刘邦任命儒生叔孙通为太子傅；高祖十二年，刘邦以大牢祭祀孔子，成为第一个祭祀孔子的中国皇帝。

公元前194年，惠帝即位。三年之后，惠帝终于诏令废除秦代遗留下来的“挟书律”，取消对私家藏书的禁令。民间千方百计隐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诸子百家书籍得以重见天日。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公元前179年，文帝立。文帝“恭俭”，凡事从简，放宽法度，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于是天下太平，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国家一片丰衣足食的景象。文帝又注意文化教育，设立了经博士，包括《书》博士和《诗》博士等。文化教育兴旺起来。

文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进入少年时代的，学习的社会环境良好，家庭的生活条件也比过去好了许多。

文必达一家经过十余年辛苦劳作，发生了三个大的变化。第一，两个儿子进入青少年时期后，一家四口拥有了三个左右的劳动力，农耕与副业皆游刃有余。第二，开垦的土地已逾百亩，精耕细作，灌溉施肥，渐为良田，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多。第三，随着文冲村人口增加，文必达的塾馆应运而生，而且颇受弟子及其父母欢迎，束脩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必达一家的茅屋变成了瓦房，石基砖墙，全木窗棂，院内有井，井水清澈。宅院背靠绿树翠竹，北连鹊尾清溪。溪上有桥，西接望夫冈。冈下阡陌纵横，良田在望；冈上植满桐树，郁郁葱葱。正如《太平寰宇记》所记：“文翁宅在县东一百五十里，其址具存，东带鄱阳，北连溪水，西接望夫冈，有井清澄，陇前栽桐树。”

文家的房屋为一堂二内，堂屋比较宽敞，高朗明亮，是文必达设馆授业的地方。堂屋右侧窗下，铺着一张长长的草席，文党和他的哥哥每天都会在这儿连席而坐，捧着简册专心读书。席上放着一个竹丝编成的长方形小筐，筐中有笔、书刀等文具。或者白天劳作，晚间读书；或者农忙时耕种收割，农闲时整日诵读。

开始的时候是识字断句，后来便是读《论语》和《诗经》。没有书，父亲凭记忆口口相授。记不全了，只好四处叩借。既然是借来的书，就有时间限制，必须熬更守夜、熟读成诵不说，文必达还带着两个儿子，从屋后砍来毛竹，制成二指宽、一尺有余的竹片，在上面抄写“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然后用麻绳将竹片按次序连缀起来，成为一卷。看着书案上简册一卷一卷增加，父子三人很高兴，他们很快便拥有了一部完整的《论语》。

不过，文必达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发现文乡竹简做得快，文党竹简编缀得好，就让他们在课余、农闲时尽可能多地做竹简，并且叫他们在这些竹简上一遍又一遍地抄写《论语》或者《诗经》。文乡有些坐不住。他觉得已经有书简读了，何必抄那么多，田地里还有多少农活儿要人去干呢。文党却一边抄一边读，兴趣盎然。他觉得，一回生二回熟，多抄一遍比多读一遍领悟的要多。文必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期望“一石二鸟”：一方面磨炼儿子的性情，一方面可以把两个儿子多抄出来的竹简，分送给初来上学、没有书简的弟子们。这一招很得乡亲们称赞，文氏塾馆越办越红火。

文党十岁之后便喜欢独处。文冲西南有一个名叫象鼻地的地方，溪流宽阔，悠然而清澈；翠竹四合，窈然而深秀；飞鸟啭鸣，草木馨香，地上有石可坐。于是文党常常带了竹简到此阅读。仿佛确有灵气一般，只要步入此地，少年文党便心若止水，灵通天地，才思敏捷，过目成诵。

读过《论语》和《诗经》，便是读《春秋》。文必达告诉儿子们，《春秋》是周朝时鲁国的史书，相传是孔子依据鲁史旧文修订而成，从鲁隐公元年记述到鲁哀公十四年，共历十二代国君。《春秋》遣词造句极其简练，却暗含褒贬之意。比如，第一卷之“郑伯克段于鄢”六字，“郑伯”即郑庄公，共叔段的大哥，与“段”是兄弟关系；但“克”字却是诸侯与诸侯之间战争时的用语，用“克”来表述兄弟之争明显不得体。但这种不得体，正是《春秋》作者对郑庄公的批评，批评他故意放任弟弟，没有尽到兄长的教化之责。同样，不称共叔段为“弟”，也含有贬斥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不敬爱兄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