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鹊尾溪（2）

因此，文家定居鹊尾溪的头两年，几乎是白手起家，虽然不至于像本地农民有朝不保夕之虞，但仍然处于节衣缩食、艰辛备尝的状态。他们伐木为柱，竹席黄泥为之壁，枯枝茅草为之顶，在鹊尾溪边，盖起一间茅屋代替人字窝棚遮风避雨。他们衣敝履空，起早贪黑，披荆斩棘，一寸一寸地开垦荒地，常常父亲扶犁、母亲带着两个儿子在前边拉着犁头，用血汗换得秋后的一点收成。他们吃着粗陋的食物，如果遇上荒年，还得采摘山上的野生板栗来充饥。

可喜的是，两个儿子渐渐长大。十年之后，十四五岁的文乡，个子已有父亲高，力气稍逊，但农活儿样样都可以学着干了。文党则特别聪明，爱动脑筋，眼里有活儿。母亲要从锅里舀汤了，他总会适时地递上木汤瓢；锅里的米饭快熟了，他一定会提前在锅台上放上四个洗得干干净净的饭碗。

文党少年时候的故事，流传至今的少之又少，但有两个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其中之一是，文家冲的小孩子们喜欢和文党一起玩耍，他的主意多，玩法多。传说有一次，文党带着一群小伙伴在石板路上游戏，用泥巴“筑城”，筑了小城又筑大城，城楼、城门样样齐全，还带着大家一会儿小心翼翼地穿城而出，一会儿绕着城墙转圈圈，玩得不亦乐乎。不料这时候走来一位老人，他用拐棍指着地上说：“城墙、城楼挡行人的路，快，全部拆掉。”小伙伴们害怕，没有一个敢吱声。文党却天真而又从容地说：“老爷爷，你懂得的，只有人绕城，哪有城让人呀！”仿佛老人也是来参加他们的游戏一样。老人听了呵呵一笑，慢慢绕城而去。

另一个故事是，有一年春天，文必达带着两个儿子在西边的望夫冈下开辟一片水田，挖土，犁地，第一天干下来便累得腰酸背痛。第二天，文必达和大儿子早早地出工了，却一整天都没有看见文党的踪影。吃过晚饭文党才回家，一身泥和水，不知跑到哪儿玩去了。文党十一二岁，父母心疼他，没有追究。谁知连续三天都是如此。难道他怕苦、贪玩？

第四天上午，父亲发现小儿子一个人在水田上方不远处，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用薪柴和泥土垒了一条长长的土埂，把小山窝拦成了水塘的模样。显然，文党已经发现，新开的水田地势比鹊尾溪高，距离鹊尾溪又比较远，需要有水塘来灌溉那一片水田。令人惊奇的是，真的有一汪清泉蓄积在山窝的底部。父亲问：

“这些都是你干的？”

“不是、不是。嘻嘻，是野猪干的。”

“胡说。”

“真的，我只干了个开头。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百十头野猪跑到这个山窝窝里来了，有的用嘴拱，有的用蹄刨。今天早上跑来一看，水塘就修成这个样子啦！”

“调皮！”

文必达口里责备着，心里却有一种别样的欣慰。这个儿子不仅吃苦耐劳，而且总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文党可能是个人才呀，这一定是文氏祖宗的恩赐！于是，文必达把文乡叫上来，三人合力，把文党修筑的小土埂加厚加高，成为一道坚固的堤坝。这水塘的水还真是特别地滋养禾苗，文家新开水田里的秧苗当年就长得非常好。

这件事引起了全村的注意。其实这片土地早就有人想要耕种，只是因为找不到办法解决灌溉问题才望而却步，迟迟没有人动手。文必达带着儿子在望夫冈下动手作田的时候，想的是从鹊尾溪上游引水灌田，虽然要绕着望夫冈开凿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水渠，费事而且成本高，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他家附近只有这一片可以开垦的土地了。

谁知，这个令全村大人们束手无良策的问题，竟被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轻轻松松解决了。文党在文家冲出了名。这个故事竟越传越神奇。现在可知的最早记述这个故事的人是王隐。王隐，字处叔，东晋史学家，陈郡陈县人，著有《蜀记》一书。《蜀记》称：

文翁在蜀日，常言：少力田，方聚柴为陂，未就，夜有百十野猪，鼻载土著柴中，比晓塘成，稻常倍收。

至南朝宋时，有一本佚名小说《录异传》，也记录了“文翁作田”的故事，但不再说是出自文翁之口，并加强了“神异”的程度，“百十野猪”变成了“数百头野猪”：

文翁者，庐江人，为儿童时，乃有神异。及长，当起历下陂以作田，文翁昼日所伐柴薪，以为陂塘。其夜，忽有数百头野猪，以鼻载土著柴中，比晓成塘。

这一则荒诞不经的故事，竟然颇受青睐。大约一百年之后，殷芸奉梁武帝之命，将编撰正史不取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录为一帙，名之曰《小说》，便将这则“文翁作田”的故事选录在书里。到了清嘉庆年间，为重修《四川通志》辑录典故资料，张澍编录《蜀典》时，这则故事又一次被选辑在其中。

为什么会如此？也许是因为，文翁幼时“聚柴为陂”之事本身，可能并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