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奋而崛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并天下，建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谁知，仅仅十余年之后，秦王朝便在农民战争中土崩瓦解。楚汉相争，汉军由弱变强，垓下一战，刘邦夺得天下。历史纷繁复杂。秦、汉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原因众说不一。但是，有一件历史事实不能忽视。那就是不论秦还是汉，在统一中国前便拥有了巴蜀地区。

巴蜀大地是怎样帮助秦、汉的统治者成就帝王之业的呢？

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历史大戏，值得追述与分享。

据史籍记载，公元前4世纪，秦惠文王时，秦国凭借着变法得来的雄厚财力，不断对外扩张，胜魏败楚，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然而关东六国仍然以楚怀王为首，合纵拒秦。在这种形势下，秦国应该怎么办？

秦国大夫张仪认为，秦国与韩国毗邻，韩国弱小，因此应该先灭韩，然后消灭周王室，帝业指日可成。

另有人主张，擒贼先擒王，先攻打地域广大的楚国。

然而，大将司马错却说：“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

原来，秦国南临富庶而有“劲卒”的蜀国和巴国。蜀王开明十二世封于葭萌的弟弟苴侯，明知哥哥与巴王有仇，却偷偷跑去与巴国结交。蜀王生气，兴师问罪。苴侯抵挡不住，竟然逃往巴国。于是蜀王震怒，调集兵马准备讨伐巴王。巴国与秦国交好，危险将至，便向秦王求救，以为秦兵一动，便可解燃眉之急。不料，这竟成为秦国兼并天下的天赐良机。

于是，周慎王五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率领大军从石牛道伐蜀。蜀人不堪一击，蜀王在逃命途中为秦军所害。蜀国灭亡之后，秦军又迅速灭亡了引狼入室的巴国，占领了四川盆地的核心区域。

随即，秦惠文王在古蜀大地设立巴郡和蜀郡，派遣张若担任蜀郡守，兴建成都、郫、临邛等三座城垣，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形成政治统治的中心区域；“移秦民万家实之”，作为统治蜀地的基本依靠力量。同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改造古蜀地，在古蜀大地强制推行秦制，包括土地私有制、赋役、田租、户籍制、统一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等；又积极将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和冶炼技术带到蜀地，根据成都平原的气候特点规定除草整地、兴修水利的时限，以增强蜀郡经济实力。

经过数年苦心经营，周赧王七年，司马错率领巴蜀士卒十万之众，大船舶上万艘，装载大米六百万斛，沿岷江顺流而下进入长江，向东攻打楚国，夺取了楚国的商於之地，设为秦国的黔中郡。这次战役秦国获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利。由此可见，秦国占据岷江航道之后，对楚国西部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但是，司马错率领的十万蜀兵，并未能深入楚国。究其原因，粮草不继可能是问题之一。训练士卒、征集军粮以及军需物资，主要在蜀郡中心成都进行；而造船和起运，全在岷江上游的汶山。两者陆路相距一百余里，装卸麻烦，耗费时日。因此，改造岷江航道，使之经过成都，便成为秦人的迫切需要。李冰为蜀郡守之后，当然要继续执行秦国的国家战略。因而开成都“二江”、改造岷江航道工程，就有了战备性质。《史记·河渠书》称，包括都江堰在内的一些河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其中“有余”二字，便充分显示出修建都江堰最初的核心意图并不在灌溉。

然而，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实际效益却多在灌溉。都江堰开凿的“二江”运河，把水引到了成都附近之后，老百姓便纷纷挖渠把水导向田间。于是灌溉沟渠广布成网，土地不断被开垦为农田，良性循环形成，生产力大解放，成都平原中心地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时无荒年、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由此，蜀地为秦国兼并关东诸国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秦国的实力大大增强。

秦灭蜀之后，大批秦官、秦人随秦军拥入蜀地，大量六国豪杰以及中原民众被秦强行迁徙至巴蜀地区，这就出现了蜀人与关中秦人、山东民众错落杂居的局面。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渗透和融合，蜀地民风渐渐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勇于公战”的秦人与勇于私斗的山东侠士相继入蜀，便在蜀地形成一股强悍勇武的氛围，蜀人效法，顽强机敏的蜀地民风有所增强。另外，从商鞅变法起，在严厉的法治环境中，秦人养成了事事决于法令文句、少仁恩、言辞刻薄的文刻之风。司马错灭蜀以后，张若强力推行秦人的一整套法治政策，蜀人无力抵抗，为了生存，只好跟着秦人“务实”与文刻。文刻之风看似让人生厌，却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秦国建立稳定的后方；顽强机智的蜀民，则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逐鹿中原所需的优秀的人力资源。

秦统治蜀地一百余年。公元前206年，在农民战争中秦朝灭亡。次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王汉中郡、蜀郡和巴郡。萧何对刘邦说：“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果然，刘邦到达汉中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一批又一批从巴蜀招募来的士卒翻山越岭赶到汉中，汉军迅速扩充，军力大大增强。刘邦与项羽争霸战争展开后，一支英勇善战的巴蜀部队活跃在战场上。这支部队是刘邦委托阆中人范目组建的。范目招募七姓賨人的子弟组成军队，为刘邦平定关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楚汉战争持续五年之久，不仅巴蜀地区的精壮劳力源源不断地补充进入汉军之中，而且汉军粮食供给也主要依赖蜀郡和巴郡。几乎汉军打到哪里，巴蜀的粮食和物资就输送到哪里。《华阳国志·蜀志》载，丞相萧何“发蜀、汉米万船，南给助军粮”。又据《汉书》载，萧何通过转漕关中，把蜀米输送到前方。刘邦占领关中后，关中发生大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刘邦下诏，令民“就食蜀、汉”，把大量灾民送往巴、蜀和汉中，以解燃眉之急。

刘邦登上大汉王朝皇帝的宝座之后，随即下了一道诏令：“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诏令的意思是：跟从刘邦到蜀郡、汉中郡、关中地区的士卒，全部终身免除赋税和徭役。刘邦明白巴、蜀、汉中对于刘氏王朝的重要性，从登基之日起，就把这三郡作为皇家自有之地，直接由朝廷掌控，不允许藩王插足。此后，在汉王朝历代君主眼里，巴、蜀、汉中三郡都是关系着刘氏天下兴衰的大汉皇室的根基之地。

从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可以看出，在秦、汉统一国家的战争中，巴蜀地区是他们可靠的后方基地，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援。大汉王朝建立之后，对蜀地的期望值仍然很高。

汉兴五十年之后，经过“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文帝、景帝时候，移风易俗，建立一个疆域、文化、制度等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一统”思想呼之欲出。同时，汉王朝与北方匈奴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已成不可避免之势，蜀地仍然是战略大后方；对西南方少数民族的怀柔与平定，蜀地则处于第一线。毫无疑问，大汉朝廷希望蜀地能够在建立“大一统”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再立新功。

然而，此时的蜀地，虽然成都平原中心地区犹如“绿海”，肥沃而富庶，但是都江堰建成已逾百年，灌区却未能得到大面积拓展，农业发展实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蜀地“俗好文刻”，“僻陋有蛮夷风”，“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距明显，仁爱、教化、诱进之责，任重而道远。蜀地此刻需要一位精明强悍而又仁爱、好教化的郡守，不仅要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多产粮食，更要注重文教，培育人才，以备国家不时之需。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样重要的时刻，蜀郡守出现了空缺。

谁能担当重任，临阵受命，出任蜀郡守呢？

汉室选择了文党。

历史记下了文翁。

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舒县人，正是本书所要为之立传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