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光中的秘书（2）

以前出书，总在台湾，偶在香港。后来两岸交流日频，十年来我在大陆出书已经快二十种，有的是单本，有的是成套，几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书，从通信到签合同，从编选到写序到提供照片，有时还包括校对在内，牵涉的杂务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给我过目。一看之下，问题仍多，令我无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页的简体字本，加上两岸在西方专有名词上的译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国两制”了，何况还有许多细节涉及敏感问题，因此校对之繁，足足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同时在台湾，新书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华》是我为十二届梁实秋翻译奖所写评语的全集，三百多页诗文相缪，中英间杂，也校了我一个礼拜。幸好我的书我存都熟悉，一部《梵谷传》三十多万字，四十年前她曾为我誊清初稿，去年大地出最新版，又帮我细校了一遍，分劳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犹未尽，又约傅孟丽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高雄市文献委员会把对我的专访又当做口述历史，出版了一本《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不久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学所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九月间尔雅出版社即将印行陈幸蕙在《幼狮文艺》与《明道文艺》上连刊了三年的《悦读余光中：诗卷》。四本书的校稿，加起来不止千页，最后都堆上我的红木大书桌，要“传主”或“始作俑者”亲自过目，甚至写序。结果是买一送一：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当然顺便校对了一遍。

校对似乎是可以交给秘书或研究生去代劳的琐事，其实不然。校对不但需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真有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我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末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大陆出书，近年校对的水准降低，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错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伤心。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以千里”。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在视觉主宰媒体的时代，读者渐渐变成了观众，读物要是少了插图，就会显得单调，于是照片的需要大为增加。报刊索取照片，总是强调要所谓“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讨很紧。家中的照相簿与零散的照片，虽已满坑满谷，永远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却是只在此柜中，云深无觅处。我存耐下心来，苦搜了半夜，不是这张太年轻，那张太苍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头太杂，甚至主角不幸眨眼，总之辛苦而不美满。难得找到一张真合用的，又担心会掉了或者受损。

而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张可以充数的了。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存素来喜欢摄影，也勤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全数完璧归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目前我的又一本传记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编排，为此而提供给他们的一大袋照片，许多都是一生难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家？

这许多分心而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科技是忙出来的。“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资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