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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余光中的秘书(1)
书名:一笑人间万事作者名:余光中本章字数:1753更新时间:2024-05-31 17:39:18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大头会让后生去开吧。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追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一叠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之后,简直阴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认命修稿,将出口之言用驷马来追。
近年去各校演讲,高中多于大学。倒不是大学来邀的较少,而是因为中山大学的历任校长高估了我,以为我多去高中会吸引毕业生来投考中山。所以我去高中演讲,有点“出差”的意味。其实高中生听讲更认真,也更纯真。大学生呢,我在各大学已经教了四十年,可谓长期的演讲了。
评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学奖的评审不但要为本届的来稿定位,还会影响下届来稿的趋势,当然必须用心。如果来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数,评审委员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忧心。但若来稿不无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逊于当代的名作,则评审委员当有发掘新秀的惊喜,并期待能亲手把奖颁给这新人。被主办单位指定为得奖作品写评语,也不一定是赏心乐事,因为高潮已退,你还得从头到尾把那些诗文详阅一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指陈得失。万一你的首选只得了佳作,而独领冠军的那篇你并不激赏甚至不以为然,你这篇评语又怎能写得“顾全大局”呢?
另一种评审要看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为学位,有的是为升等,总之都要保密。看学位论文是为了要做口试委员,事先需要保密,事后就公开了。但是看升等论文,则不分事先事后,都得三缄金口,事态非常严重。这种任务纯然黑箱作业,可称“幕后学术”,其为秘密,不能像绯闻那样找好友分享。讽刺的是,金口虽缄,其金却极少,比起文学奖的评审费来,不过像零头,加以又须守密,所以也可称“黑金学术”。这也罢了,只是学术机构寄来的洋洋论文,外加各种资料,尽管有好几磅重,有时并不附回邮信封。我既无秘书,又无“行政资源”,哪里去找够大够牢的封袋来回寄呢?
“你为什么不叫助教代劳呢?还这么亲力亲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还是当年的系主任或院长,众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召之即来,遣之即去。其实,系里的助教与工读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转,还不时要为我转电话,或者把各方对我的邀约与催迫写成字条贴在我的信箱上。这些已经是他们额外的负担,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当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礼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开朗,做事明快,更难得的是体格之好非其他准博女、准硕女能及。她很高兴也实际为我多方分劳,从打字到理书,服务项目繁多。不过她毕竟学业繁重,不能像秘书一样周到,只能做“钟点零工”。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