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岁月中成长（2）

尽管条件艰苦，工作还是慢慢展开。我们从北京带来的磁镜装置“小龙”开始安装恢复，进行了实验。在北京设计好的仿星器“凌云”装置开始加工并安装投入运行，但没得到什么好的结果。

刚开始研究核聚变时各国都提出了一些方案。经过10多年的研究，发现问题很多，并没有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进展非常缓慢。大家都认识到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所以此项研究各国也相继解密。1968年8月在苏联新西伯利亚召开的第三届等离子体物理和受控核聚变研究国际会议上，苏联科学家阿齐莫维齐宣布在苏联的T-3托卡马克上实现了电子温度1keV、质子温度0.5keV、nτ=10的18次方m-3.s，大大高于西方各国聚变实验装置的温度。当时西方科学家还不相信。英国派了一个科学家小组，带上他们先进的激光散射仪，测量了T-3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的温度，其结果比苏联自己宣布的还要高。这一结果震惊了全世界，也是核聚变研究的重大突破。这立即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托卡马克的热潮，各国相继建造或改建了一批大型托卡马克装置，并乐观地预言20世纪90年代将能建造核聚变反应堆，实现商业运行。我们585所很多人建议也要建托卡马克，经过几个月的辩论后，1971年所里决定建托卡马克，同时成立了工程小组和实验小组进行调研。我参加了实验小组的工作。实验小组共有13人，朱彭遐任组长，李正武任副组长，实验小组成立会由军管会的范金山主持。

工程小组的任务是调研托卡马克装置的结构，包括主机、供电及控制系统，并提出我们要建造的托卡马克装置的方案。我们实验小组的任务是制定未来托卡马克装置的物理实验方案，并提出需要建造的各种实验设备，包括电磁的、光谱的、微波的、激光的、核物理的方法等等。虽然核聚变研究各国已解密，但发表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仔细阅读国际会议上能查到的资料，从中找到线索，然后根据我们学的物理知识来进行设计。要提出物理实验方案，这就要求我们要熟悉等离子体物理。在我上大学时等离子体物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我也没学过，只能自学。好在585所有几位留学苏联的同志，他们阅读了大量的俄文资料，出版了一些书。其中秦运文同志还编写了教材，为我们上课，使我对等离子体物理有了基本的了解，这对我们以后做实验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两个小组都完成了方案。有了方案就可以申请国家立项。有了国家立项才能正式开始设计和加工建造。所里的主要领导和机关的同志都到北京为立项而努力。

军管会对585所早期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军管会主任杨泽清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他来后首先大力改善职工生活和工作条件。第一修路，修了一条贯穿585所东西向的柏油马路，直到现在这条马路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各工号前修了水泥路。从电话站到307工号原来要下个坡走农田田埂再爬上来，极为不便；特别是孙湘主任，年纪大，又是女同志，过这农田田埂有时都要人扶，为改善这一状况修了一座桥。为职工修建了一个篮球场。也开始为职工修建住房等等。第二，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用李正武为副所长，李正武的夫人孙湘为307室主任。当时这在全国是超前的。第三，积极推进托卡马克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建设立项。杨泽清亲自到北京跑二机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利用各种关系，使中国环流器一号工程得以立项，代号为451工程。这对585所以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造托卡马克装置是一个巨大的复杂工程，涉及机械、电力、电器、电机、电子、真空、自动控制等诸多专业和技术。很多技术在我国也是空白。当时还未改革开放，没有国际交流，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这不仅对我们，对加工工厂也是如此。例如脉冲电机在上海电机厂加工，可他们也没有做过。最后是由我们设计，再根据他们的经验和条件，提出意见，修改设计，双方合作，共同完成。其他设备的加工也类似。

经过10年的努力，1984年6月中国环流器一号开始运行，装置运行良好，9月得到了初步实验结果。这在我国核聚变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已有一些国际交流。我们首先和意大利开展了合作。我们的室主任孙湘访问了位于罗马郊区的核聚变实验室。她看到了很多先进的实验设备，其中最为新颖的是计算机数据获取系统和激光散射仪。在孙湘主任的主持下我参加了计算机数据获取系统的研制，并在中国环流器一号实验中得到了初步简单的应用。为此，我第一次获得了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当时我国的计算机工业还非常落后，要用国产计算机来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先进的数据获取系统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们购买了与意大利聚变实验室计算机数据获取系统完全一样的系统，并免费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相应的软件。他们的专家也来帮我们进行调试。我们还派了很多同志到意大利学习，不仅学习计算机数据获取，也学习其他实验诊断方法和仪器。这些学习使我们初步掌握了西方先进的实验技术和方法，对我们以后展开中国环流器一号实验起了很大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也开启了出国潮。1987年我获得了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奖学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位于慕尼黑郊区的马克思-普朗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年。自此，开启了我科研生涯新的一页。